简介：通过家庭暴力法律特别规制的必要性反推出家庭暴力主体可能具备的两个因素，即“亲密因素”与“共居因素”；并基于上述两个假定因素，构建了“亲密关系”、“共居关系”、“扩张关系”、“依赖关系”四个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并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界定。同时总结了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的两次演变过程，即“由‘依赖关系’模型转向‘亲密关系’模型”与“‘亲密关系’模型的异化”；并基于此证伪了现行司法解释中“家庭成员”的概念，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简介：政治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问题占据着现代法理的讨论,其可以被归纳为: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法理学都依赖于法律推理与政治推理这一区分。一端是法律分析或法律推理,另一端则是政治论争或政治哲学,它们被认为是清晰可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s)。然而,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般性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如何在法理论(legaltheory)中反映出来,这些问题很显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简介：寻求实践难题＂确实性的＂答案是摆在每一个认识者或决定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于是,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道德论证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在论证理论（包括法律论证理论）的发展中,英国当代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是不可绕开的人物,他被称为＂当代论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论证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中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当然,对于图尔敏的论证图式,理论界存在着不少批评/商榷意见,故此在理论上重构图尔敏模型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基于当代逻辑背景的特殊的论证理论。这样经过改造的论证理论才可能解法律实践论证理论之困。

简介：本文对近年来法医临床学能力验证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医，临床学鉴定文书格式和内容，法医临床学鉴定常用技术标准的理解和常用技术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提出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旨在为参加能力验证的法医临床学鉴定机构不断改进，提高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提供帮助。

简介：韩国国家警察厅2006年10月19日下达指令，要求地方警察厅取缔人体吧等变相性交易业所。自韩国2004年实施《性买卖特别法》，全面禁止性交易以来，按摩房等成人娱乐休闲业场所和变相性买卖场所大量涌现。最近在首尔及其周边地区悄然出现了旅馆经营者向顾客出租人体模型，并兴起了“人体模型性体验屋”经营热。韩国的网上还出现了“人体模型性体验屋”中介，一些“人体模型性体验屋”、成人用品店、网吧、话吧进行合作连锁开业。然而依据现行法律能否处罚“人体模型性体验屋”经营者，法律界各方意见不一。韩国警察厅认为，如果体验屋经营者提供了色情影像和刊物，即适用刑法中的“散布淫秽物品罪”。

简介：当前，检察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推进检察体制创新和检察工作机制创新。就工作机制创新而言，就是对检察管理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向管理要效益。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以业务建设为中心、以队伍建设和后勤建设为保障的检察工作新思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办案为核心的检察业务管理是整个检察管理的基础和关键，其他检察管理都应围绕业务管理改革和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开展。但是，当前的检察业务管理尚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办案活动的部门化管理弱化了检察长领导下的一体化管理，办案质量标准的确定及质量管理由业务部门控制，无法实现集中统一的管理；二是办案责任主体与办案监督主体相混淆，案件的决策者在直接参与办案的同时又对办案活动进行监督，使得职责交织、监督乏力；三是办案活动只实行部署任务式的目标管理，而缺乏以人为本的绩效管理，“管理孤岛”现象客观存在。

简介：刑事和解已成为我国刑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否值得推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外刑事和解的思想与实践在产生后，经过恢复性司法、被害人运动、调解、协商性司法等的发展，已具备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刑事司法经历了“无讼”、“轻刑”、“和合”等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影响到了我国近现代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经过理论上的整合，我国已经具备了刑事和解的理论根基，在现代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和解无疑具有缩小打击面、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等积极意义，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与原则。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相关的规定，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将有关合理的刑事和解程序写入法典中，以规范司法实践部门的操作。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以前,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刑事庭前准备程序无疑过于简单,由于其主要局限于送达起诉书副本等技术性准备活动[1],并未在决定立案审理与开庭审判之间设置充分的准备程序,因此,很容易"导致法庭审理诉争焦点不明,进而严重影响法庭审理效率"。[2]加之司法实践中,控辩双

简介：随着构建新型检律关系工作的深入，律师执业“三难”得到进一步解决，检察人员法治意识不断强化，检律双方沟通协作成效明显。但是仍存在对律师执业“三权”保障不充分，与律师沟通协作内容相对抽象，检律双方监督制约机制的功能发挥停留于形式等问题。要以新型检律关系理念为指导，提高检察司法活动法治化水平，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律师“三权”保障实现全面化，以积极有效的探索促进检律沟通合作迈向具体化，以完善健全的配套机制确保监督制约功能实质化。

简介：<正>仲裁是仲裁机构解决特定范围内的纠纷的活动。依据我国《仲裁法》进行的仲裁是针对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进行的仲裁,依据《劳动法》进行的劳动争议仲裁是针对劳动争议进行的仲裁,依据《农业承包合同法》进行的仲裁是针对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进行的仲裁。每种仲裁都要由一定的主体提出申请来启动仲

简介：证人证言已成为现代各国民亨诉讼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证人制度，由于司法传统、诉讼模式、价值取向的选择原因，导致证人立法内容疏漏或缺陷，造成诉讼中法官职权主义居主导地位，证人权利义务被极度忽视，从而严重制约了证人作证制度效果的发挥。一方面要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予以法律规制，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关证人权利方面的相关立法，以完善证人权利、义务统一性的有效机制。

简介：目前对于不作为参与主要存在两种思考路径：一是以义务犯理论为中心的路径,一是以法益侵害为中心的支配犯的路径。义务犯理论的解决路径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并不契合。在支配犯框架下思考不作为参与问题是正确的解决之道,但现有的支配犯下的各种观点多有不足。根据保证人义务的类型来判断正犯的区别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但需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使其避免义务犯理论的通病,同时能够受到犯罪支配论的制约。不作为的参与的定性,应坚持修正的区别理论,即当保证人对被害人的无助状态存在保护支配时,保证人的不作为成立正犯;当保证人对作为人的侵害行为存在监护支配时,保证人的不作为成立共犯。

简介：<正>目次一、海洋权益范畴的界定二、海洋法对海洋权益的协调与海洋秩序的建立三、各国海洋权益协调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系四、海洋权益平衡中的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海洋权益问题,是国际海洋法研究领域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海洋权益的发展和变化对国际海洋法的形成、发展和充实的决定作用,以及国际海洋法对各国海洋权益关系的调整和衡平作用构成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基本框架和二元图景。作为海洋法研究视野中的权益问题,以往的研究路向大多从两维角度展开:一种是强调海洋法与海洋权益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表征和

简介：一、公证公信力的界定（一）基本涵义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公信力中的“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指公众；其二，指与公共权力相关联的某种属性，由此可见，两者合一应理解为公信力必然与公众的认同感与信任相关联。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公信力是指依据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言行举止、人格魅力、思想火花所逐渐沉淀而形成的“服从心理”或者说是“服众力”，简而言之就是“威望”。

简介：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党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了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活的时代价值，本文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为切入点，探寻延安精神的现实意义，旨在通过弘扬伟大的延安精神，来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

简介：先将需制模的嫌疑人手指洗净并擦干,均匀涂上少许甘油使之滑润。按所制模型大小取适量打样膏,于70℃左右热水中浸泡,边泡边捏,以使内外软硬一致,待表面光滑时即可制模。用玻璃板(片)将溶软的打样膏压平,并用软布将水擦干,再将打样膏置于玻璃板上,让嫌疑人在打样

简介：1950年,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阿兰·图灵(AlanTuring)提出了图灵测试,开始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困惑与争议。机器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智能?针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人工智能的观点区分为两类,即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

简介：原则是在实践推理领域起作用的规范性标准之一,而实践推理是关于应当如何行事的推理。本文从规则与原则之关系的讨论开始,勾勒出法律规则的两个模型,即基于规则的自主性观念和总括性观念。然后提出两个相应的法律原则模型,第一个原则模型为合理化模型,其重视既定原则的一致性和排他性,为此可以修改在原则平衡中起作用的原则。第二个为优先性模型,其优先考虑原则平衡,可以相应地修改既定原则,这是一个"认知确立"的过程。根据合理化模型和优先性模型之间的差异,随后解释性地阐述了德沃金有关法律原则的各种评论,并批判了亚历山大和克雷斯近期提出的对法律原则的批判。

简介：法官工作量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官员额的测算、法官绩效评价和激励制度的完善,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将办案量等同于法官工作量,但在法官的日常工作中除了完成审·判工作之外,还有承担相当的非审判工作,即使是单纯统计法官的审判工作量,也不能简单地以办案量作为其工作量,因为不同案件类型,不同审理程序的案件其所耗费的法官工作量均有所差异。为了较为准确地计算法官工作量,本文以统计学当中建立测算模型、计算加权值的测算方式为研究方法,结合发放调查问卷、查阅档案、随机抽样等实证分析的方法,构建法官工作量的测算模型。

简介：作为宪法研究的重要方法,规范宪法迄今在我国已获得相当发展,但由于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的配合,我国的规范宪法成果目前只能停留于思想启蒙和学者自道。而规范宪法的僵局同样映射出宪法实施的僵局。如何在制度阙如的背景下克服宪法实施的困境,便成为规范宪法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源自德国的部门宪法对此提供了重大启发。德国法对于部门宪法的研究主要在于借由＂宪法分则＂的确立,发挥宪法规范对于各个社会功能领域的辐射和渗透作用,但对于我国而言,部门宪法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无法与制度实践衔接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炼的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的现实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