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从和谐社会到和谐宗教——新时期的命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崭新起点出发,提出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简介:从非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国民间组织与国际上一般所称的非政府组织有类似之处。依照民政部门的管理规定。我国民间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团体,另一类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问。我国社会团体增加了33倍,可谓“爆发式增长”。据2002年8月26日《学习时报》载,全国性社团从不到100个增加到1800多个,地方性社团从6000个左右增加到20万个左右(1989年后我国政府对各种民间组织进行了重新登记清理。其数量减少到18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70多万个。县以下的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但保守的估计至少在300万个以上。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经验,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双创”作为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有着丰富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如何整理和利用传统文化、如何发扬和创新先进文化,提供了基本立场、正确态度、科学方法。
简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崭新科学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执政合法性和领导科学性。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伴随人类文明转型必然出现权力核心,后发国家的正反实践经验也充分说明了文明转型必须依靠权力核心强力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实践证明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执政的合法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信仰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人民的选择给与了党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从领导的科学性上看,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深厚的贤能政治,独特的政党制度,独创的协商民主以及不断完善的纠错机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了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要求。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合法性与科学性,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是不容置辩的科学结论,也是历史、人民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简介:针对目前学界都把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忽视两者的共同性和通约性的现象,论文将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理论与毛泽东大众文化思想进行比较,认为在大众性美学原则上两者具有相通性和可对话性。两者的可比点体现在:文化与大众一创造主体的重建与突显;文化与生活一大众实践的表征与涵载;文化与社会一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两者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促进了各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威廉斯的大众文化理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形态和社会功能的理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超越;毛泽东大众文艺思想及其在创作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实践成效。
简介:江泽民同志在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讲话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论,没有人愿意从本本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学风在学术界并不能说已解决了。要转变学风上的“应然”与“实然”的差距,解放思想是必要的。历史告诉我们,限制思想发挥作用的往往不是外部条件的不允许,而是思想自身的作茧自缚。只有思想首先获得解放,实践才能随之获得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以思想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开端的.
简介:'三严三实'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扎扎实实抓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继承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作风,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三严三实'的提出把握了很好的时机,为在党内'四风'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社会进入经济转型的矛盾多发期如何进一步搞好党建工作指明了新方向、新方法;'三严三实'拓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抓住'严'和'实'两个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点放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关键。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