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十分重要。这一战略的产生基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坚持把“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坚持农民主体论;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也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需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农治战略。
简介:遵义会议以解决当时最紧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而载入史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考察遵义会议,可以发现,它在本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推进的实质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引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人物地位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密关联,深刻体现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简介: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概念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费尔巴哈而非黑格尔第一个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而且费尔巴哈是为了阐释黑格尔的哲学而提出“对象化”概念的,他关于人的“对象化”的分析实现了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一种再诠释,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刚刚踏上哲学之路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伊壁鸠鲁研究片段》以及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创造性地使用“对象化”概念,赋予其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不仅意味着意识以对象方式呈现其自身,并且意味着意识以对象方式把握其自身,这是意识的真正的自我实现。这种分析也反映出青年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现实诉求。这样,“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也就构成了马克思柏林期间哲学思考的核心范式。
简介:纵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演进和显著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简称建国后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中绕不过去的"十七年",至少在四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第一次作为全国范围内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哲学大众化运动;二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益尝试;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中第一次实现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转变;四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整体进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简介:1947年,李达在湖南大学冒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危险,强忍病痛完成了《法理学大纲》的写作工作。在该书中,他论述了法理学的对象、任务和范围,阐述了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法理学的三个基本问题,评析了法理学各流派,考察了法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法理学大纲》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将法理学研究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对法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将法理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法理学大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目的,并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方法论原则,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牵引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中国逐步构建起来,成为新时代我国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历史赋予的新目标。如何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诠释中国道路在现代性培育中遵从的历史理性,这是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支撑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元素是资本而非资本主义,复合资本的现代发展模式,不仅有资本主义,更存在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创建的现代性,其世界意义在于真正突破了单一资本主义现代性。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创建的现代性,必须纠正把它理解为摒弃资本的现代性或认作特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错误认识。
简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借鉴这一理论资源,不仅要对其理论的独特风貌作整体把握,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进行典型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而言,这一理论资源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实践性与开放性,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而言,它也提供了新的有益成果与积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