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办教育企业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目标，但作为教育企业，亦应依法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本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前提下，企业社会责任已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确立，应将民办教育企业的价值定位为追求合理回报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简介：判例作为法律适用经验的原初形态,既是法律实践的直接经验来源,也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德国成熟的判例文本之形式构成和实质内容进行定位分析,能为我们厘清判例这种＂混合物＂的不同成分,进而明确这些＂成分＂在法律实践中不同的功能与作用。依据德国法的特点,这些成分可以以＂法教义学＂为标准划分为＂法教义学成分＂与＂非法教义学成分＂。一方面弄清判例中的＂法教义学成分＂是我们应该着力的重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非法教义学成分＂。因为这些＂非法教义学成分＂有可能通过＂教义学化＂而被转化为法教义学因素。比如＂法政策＂因素,它在公法判例中的积极作用随处可见。所以对判例的成分分析需要根据不同的法律适用情景来具体讨论,从而规整出经验性的有效的分析范式。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民营企业的壮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收入。但是,近年来民营企业遭遇了发展瓶颈。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极大地阻碍了其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面临投资无门的窘境。现有的金融机构青睐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于是,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层出不穷。因此,应该变革现有的金融体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以满足现有的金融需求。民营银行是金融界与金融法学界的热点问题。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

简介：协调在本质上是一种规避正式制度的非制度化行为,是法官对调解制度的变通运作。正式制度的缺陷、当事人和法官的理性选择、司法机能不足以及司法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分工不明等,是促使法官运用协调方式处理案件的主要原因。法院正积极推动协调的正式制度化。协调具有使司法介入公共政策制定、刺激制度创新、导致公权力的可交易性、司法与行政界限模糊化、使非正式制度进入司法过程等潜功能。而为了控制协调的负功能,应当将之置于正式制度之下。

简介：＂911事件＂后,欧盟开始反思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如今欧盟反恐政策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务之一,内部安全领域也建立了庞大的反恐机制。然而恐怖主义的性质在改变并可能与其他全球安全议题挂钩,加上美国推进全球反恐战争的强硬主张,使向来强调柔性强权特质的欧盟陷入两难。后冷战的安全议题具有多面性及复杂性,欧盟必须打破支柱框架,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反恐的大框架整合。此过程反映出欧盟安全思维的转变,然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反恐安排建制的成果与缺失,也突显出欧盟想要建立外交与安全的共同政策仍需努力的事实。

简介：遗传资源是有别于一般自然资源的一种资源形式。它的对象具有复合性，自身及所携带的“遗传功能单位”皆具有可复制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的现象愈发严重，进行遗传资源国际立法协调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公约》得以缔结，标志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进入了全球化和法律化的轨道。我国是遗传资源大国，同时也是遭受“生物剽窃”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通过对《专利法》的第三次修订及对《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我国对《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了较好的国内立法转化，在较短时间内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遗传资源专利法保护体系。欧洲是世界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生物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遗传资源法律保护在欧盟的现状是：理论界讨论深入而激烈，立法谨慎而保守。但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于欧盟遗传资源立法的研究尚有限。本文试图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欧盟及其成员国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发展过程及现状进行梳理，以期借鉴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遗传资源法律保护，尤其是专利法保护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遗传资源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

简介：精神病被告人天生具有刑罚不适性，其本身也属于精神病控制下的无能为力者。因此，不仅需要在刑罚上予以适当的优待，如果确实需要对精神病犯罪人予以强制医疗，也应符合保护其最大利益之原则，应坚持在保卫社会的前提下，给予他们以社会化的强制医疗处遇，这是对精神病犯罪人人道、科学处遏的要求，也是对精神病犯罪人进行社会矫正的有效路径。

简介：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监管架构改革颇多。本文首先以资本要求规则的设计为例,对近期监管浪潮带来的改善金融稳定性的效果是否真如经常声称的那般显著提出质疑。其次,笔者以信贷基金监管为例,探讨监管范围扩大对企业融资市场竞争的消极影响。最后,通过分析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笔者提出在欧洲范围内,要提高金融稳定性,最重要的措施可能是加强资本市场。

简介：“数据隐私问题”泛指由公共和商业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实践而引发的各类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问题。法学界对数据隐私问题的关注仍聚焦于如何建构“个人信息权”这一教义学议题,但互联网经济和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数据隐私问题在个体权益、企业竞争和生产关系三个维度上全面展开。鉴于个体权利建构议题本身有限的智识和实用价值,法学界应尽快转向思考与数据合约监管、数据风险管理、数据资源交易和数据劳务定价等相关的机制设计问题,方能为人类社会寻求回应数据隐私挑战的努力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简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存在人口危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有"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出生率下降"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有:老龄人口绝对值大、老龄人口提前达到高峰、未富先老、老龄人口高龄化。我们应重视保护老年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并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

简介：行政机关之理由说明制度不仅具有功能性的、程序性的作用，在行政裁量权广泛盛行的情况下。其更是行政机关正当化行政裁量权的尝试。通过法律论证理论的引入，将行政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理由说明制度视为行政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对话，为我们理解正当程序视角下理由说明制度的困境提供了可能性。

简介：专利权保护的目的在于平衡发明创造人、专利利用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但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存在重资本轻劳动、忽视二次创造的权益以及在权利救济过程中利益失衡等弊端。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了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具体性等特点的公平观,能够弥补洛克劳动理论、黑格尔人格思想的缺陷。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视角下,通过回归“按劳分配”的原始财产分配规则,拓宽二次创造的权益以及完善“侵权不停止”的救济规则,能够解决专利权保护的困境。

简介：民办学校法律地位是其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将民办学校定位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这是基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对民办学校的定位,它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民办学校法律地位。一些学者从公办与民办学校的不同性质出发,推演出两者法律地位的差异,这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本文以是否实施行政职能作为行政主体的判断依据,认为实施义务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行为的过程中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其与相对人构成行政法律关系。

简介：<正>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刑事实体法中的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刑事程序一开始就以某种构成要件为指导形象去辨明案件并且就其实体逐步形成心证,最终以某种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达到确实的认定为目标。"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对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的重要性。我国犯罪构

简介：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简介：我国现行立法对环境修复费用的来源没有明确且具体之规定,造成环境修复过程中费用的来源存在困境。以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为分析视角,借鉴其有关资金来源保障措施的立法经验,有利于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修复基金来源途径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立法构想。

简介：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包括信用法规制度体系、公共联合征信体系、信用服务市场体系、信用监管奖惩体系以及信用文化教育体系等方面。在国家拟推进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全方位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通过考察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实践,总结上海、浙江和湖南等省市的经验,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值得关注的六个方面,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培育壮大行业协会、培育信用需求、建设广覆盖的统一联合征信系统、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信用意识,期望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所裨益。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简称为《条例》)在我国数字版权法制中正式确立了“通知删除”制度(notice-and-takedownregime),其目的在于确保版权人能够使侵权材料快速地从网络中移除,同时也保障合格的网络在线服务商(OSP)免于因其网络用户之侵权行为而可能承担的责任。版权人获得了与盗

简介：近年来,大学生盗窃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究其原因,不仅有个人及家庭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现象的腐蚀及高校管理方面的疏漏。利用优势视角的理论,采取重新界定、挖掘案主抗逆力,将优势应用于行动的方法,不仅能有效地纠正大学生的盗窃犯罪行为,而且有利于重建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世界。

简介：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的发生,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尚存在程序法定原则阙如、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不力,定罪标准、侦查模式以及公检法机关工作机制某些环节不够完善等问题。对此,应当在强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通过队伍建设和工作机制的改进,不断促进执法、司法能力的提高,从而保障司法的公正及高效,降低刑事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