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简介: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
简介:长期以来,德国经济在整个欧洲地区占着绝对重要的地位,一度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然而在新千年之际却陷入了困境。2001年和2002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均居欧盟各国末位,失业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经济乏力使得德国年度税收增长目标落空,财政支出刚性使得德国的财政赤字在2002年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3%的上限。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德国,其经济困境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重要贸易伙伴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欧元升值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但是更为根本的却是德国本身经济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市场僵化和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彻底走出经济困境,德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改革计划,改革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税收制度和教育体制。
简介: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华人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所说的“华人经济”系由(1)中国大陆经济、(2)中国大陆外华人经济组成,后者又包括①香港(已回归)、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及台湾的中国人经济、②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从狭义上看,也许只有海外华侨华人经济才能称为“华人经济”,但由于它们相互联系着,所以从广义上进行探讨。这里不单就华人资本的动向,而是更广泛地进行观察。虽说经济危机,但并非亚洲经济全都陷入了危机,仅从经济增长率及其他宏观数字来看,中国和台湾莫如说经济情况良好。新加坡虽然情况不好,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简介:越南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很低,国民生产总值仅113亿美元,人均约180美元。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1%,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越南过去大量接受中国、苏联等国的援助,较为重视工业发展,整个经济技术发展的水平,要高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1986年越共六大以来,又实行较为全面的经济改革,确立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次序,经济机制逐步转向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机制,经济上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多年来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和长期反华侵柬造成的严重恶果,越南经济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