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民事纠纷解决的合意形成机制中，存在着某些相互矛盾的现象，造成合意的方法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理想与现实相互脱节的情形。对此，与其在理论上各执一词，不如从当事人的角度观察，可能会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其中，自愿与强制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体，它们既互相排斥，又彼此依存；合意动机的不同，会影响当事人对于合意的态度和合意的效果；事实与责任在客观上构成了合意的形成基础；而在合意与决定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简介：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西部地区乡村干部职务犯罪呈高发、逐年递增之势。从检察机关所查办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0案件来看，该类犯罪具有鲜明的特征：窝案、串案居多，犯罪手段多样化，发案地域普遍化，作案时间持续化，社会影响恶劣，但司法机关的处罚偏轻。经调研发现，造成乡村干部职务犯罪频发高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财务管理混乱、约束失范、监督缺位、打击不力、待遇偏低等外在因素，也有其心理失衡、法制观念淡薄等自身因素。这就要求在治理该类犯罪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既要构建完善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预防体系，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乡村干部的腐败行为，还要司法机关加大查办和打击力度，以儆效尤，遏制该类犯罪。

简介：引言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早就存在遗嘱类型的文书。在秦汉时期就有遗令的存在,也称为“先令”。早在汉朝的《户律》中可见“先令券书”。遗令是逝者临终前对后人的嘱咐、告诫、安排,包括对其身后事的一种交代,也有对生者未来期望的寄托。可以说,遗令所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到唐宋时,遗令渐渐演化成遗嘱,其内容范围越来越小,关于遗产继承的部分越来越主要,并逐渐被纳人国家管理。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同时宋朝的市民文化也十分繁盛。

简介：作为一门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法学专业教师制定相应的教学模式或标准,提高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质量是巩固该学科特征的必要途径。在法学若干门主干课中,《中国法制史》相对而言比较缺乏实践性,是一门比较单纯的且具有史学特征的理论课。

简介：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关系着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定位和制度设计走向。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权力由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构成,任何公权力组织的活动均不外乎适用此三权或其中之一、二。复议行为适用的裁决权所具有的司法性质,决定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性质。在司法化性质前提下,复议裁决主体必须具备司法化相应的特征,即尽可能的保持独立、中立,以及裁决程序的司法化。而超然、中立的身份决定了复议裁决主体不应该成为后诉的被告。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提高复议裁决质量、彻底解决行政纠纷、提高复议裁决主体的权威和尊严。

简介：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模式的争论中，主张监所检察主导模式者和主张侦监部门主导模式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及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定性不同。从刑事羁押救济理论和我国的羁押救济实践来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权，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制度。从刑事羁押救济视角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应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机构的主导人选。

简介：刑事侦查中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极易被忽视或受侵害，为有效实施少年利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未成年嫌疑人享有辩护权、不得自证其罪等一般性诉权外，还制定了侦查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犯罪背景调查、特别援助、隐私权特别保护、限制羁押等刑事侦查国际标准。我国已加入相关公约，立法上也在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存在着专业化实质缺乏、审前羁押率较高、特别援助不到位、案件处理不及时、程序不够简约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以体现对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司法和人文关怀。

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五四”运动后，我国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华，摆脱帝、封、穷的困扰，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便孕育探索、创建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改造社会，建设美好未来的中国工人阶段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在诞生时，就旗帜显明地确定“消灭阶级”，“反对剥削”、“废除资产私有”、“推翻封建王朝”，“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榨”，作为党的纲领。

简介：在风险规制领域，政府监管部门决策时经常面临复杂的技术面向，哪些物质有危害、危害影响多大等问题争论不断。《食品安全法》建互了风险评估制度，试图通过科学评估奠定决策基础。然而，通过对食盐加碘风险评估的考察可以发现，评估混杂了政策考量与个人偏好，进而影响了其权威性。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并不完全基于科学事实，在证据不充分、决策又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科学家需要大量运用假设、推定，这就给政策考量、个人偏好影响评估科学性留下了空间。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构建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方案，以期通过制度建设，限制政策、偏好对评估科学性的不当影响，确保更为诚实的评估。

简介：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的权利保障上体现了与国际法律的逐渐接轨,虽然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但对于人权保障的关注和追求控辩平衡将是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简介：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受到司法界的普遍关注。就司法公信力的法理问题，试图从司法实践出发，以其与本土法律文化传统、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的关系为视角位度，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探究。以求其内涵的诠释更直观和丰满。

简介：我国过去二十一年的刑事证据规范发展历程可以区分为自发生长、艰难酝酿和快速回应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证据规范的发展进程当中，司法需求是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原动力，刑事错案的频频出现是刑事证据立法的催化剂，网络时代媒体的聚焦效应为刑事证据立法获得了话语的正当性，司法改革和政法权力格局变革为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了组织条件。这种独特的发展逻辑使得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在改革动力、纵向发展趋势、横向格局、规范范围及规范样式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这种改革路径具有针对性强、阻力小、易于借势推动等优点。但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还存在着穷于应对、缺乏通盘考虑、与相应配套司法诉讼制度有待进一步协调等缺陷，需要在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加以改进。

简介：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简介：中国传统法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落实在司法领域则为＂平＂,包含＂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以及＂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唐宋时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时期,法文化既有连续也有变化。通过对新发现的史料《天圣·狱官令》中涉及官员、奴婢司法待遇令条的分析,可知唐宋时期司法理念仍是以＂平＂为最高价值追求。但由于社会结构、统治策略等因素的变化,两朝＂平＂的内涵具有不一致性：在时间维度上,＂等者同等＂的意蕴已不同,即宋代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不同于唐代;在空间维度上,＂不等者不等＂的意蕴也产生了变化,即宋代各阶层之间＂不等＂的差距与唐代相比已经缩小。这说明中国传统司法理念蕴含的正义观是动态合理的。

简介：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今天，东西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碰撞，除了让中国明确差距以外，也敦促中国为制度的完善进行认真地思考与大胆地改革。就辩诉交易而言，中国应当跳出引进与否这一无聊的单纯争论，将目光聚集到如何发挥辩诉交易在司法活动中促进案件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维护人权等方面的功用，进而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在这点上，意大利所持的开放精神和谨慎态度值得中国借鉴。

简介：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2011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历史和现实昭示：各级政府履行社会保障义务的优劣，直接影响公民各项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应针对政府履行社保义务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社保项目的特点，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机制。

简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医疗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行为等特殊侵权行为日益增多，对行为要素提出了更高的权责分配要求，这就需要从立法层面确立其归责原则和举证制度。而归责举证的实质是要强调行为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和标准，通过揭示归责的原因或隐藏在致害背后的缘由，探索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确立多元的救济机制为受害者提供更加全面的补救体系，正是研讨特殊侵权行为归责举证的初衷与目的。医疗行为引起的特殊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疗机构应对损害事实不是由该医疗行为造成的承担证明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患者完全不负有任何举证责任。除医疗机构过错推定的法定情形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患者还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虽然这种归责举证存在弊端，但立法上建议制定《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法》，在实践上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处理某种特殊侵权行为时，应考虑其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异于其他特殊侵权行为的要件或法律效果，其举证重在于此，使归责举证的规则日趋完备。

简介：2002年11月，四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超重纽约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指控麦当劳蓄意隐瞒了食品的危害性，也没有明显地告知食品的营养构成，导致他们发生了肥胖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相关疾病。这是美国首例以造成超重为由将食品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件。这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罗伯特·斯维特在2003年1月作出判决。他说：“如果顾客知道（或理当知道）吃麦当劳对健康的潜在不良影响，如果他们仍然选择沉溺于麦当劳超大型的产品，那么他们不能责怪麦当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