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款、第4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这里“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一般意义上应当被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专家”②。因此，该条规定也就标志着具有我国特色的专家出庭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诚然，专家出庭制度业已创设，但是专家出庭是以何种身份？依照什么程序？享有哪些权利和履行哪些业务？从修改后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来看，相关制度规定尚付阙如，需要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共同探讨。

简介：风险社会下,公众强烈诉求更高质量的司法公正,传统公诉案件审查观已难符合时代法治需求,检察机关面临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等问题。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以其正当性,即政治理性、合宪性与民主性等特征,彰显着其合理性、道德性和科学性,承载着其在法治领域的思维上的引领效能,从而其作为公诉案件科学规范的审查观成为必然选择。

简介：引论犯罪参与,是多人共同作用于同一法益侵害结果的现象,是一个事实范畴,并不意味着刑罚的发动。当犯罪参与进入刑法的视野时,即当多数人作用于刑法所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或者对于一定犯罪结果有所作用时,刑法首先要判断的行为人,究竟是以限定于一定条件之下者,方属于所欲规范与判断的行为人?或者只要与行为作用或结果发生具有关联性存在之人,均可纳入行为人的范围?〔1〕或者说,在共同犯罪中,哪些

简介：2013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电子数据＂证据类型,将其与视听资料并列一起视为第八种证据类型。电子数据入法解决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电子类证据于法无据的现象。这一点意义重大,揭开了我国电子证据发展的新篇章。但是,从我国整体立法的情况来看,我国电子证据规则还存在＂不能用、不敢用、不会用＂的问题,电子证据的运用规则有粗无细,传统证据规则难以适用的现象较为常见。电子证据给传统证据规则提出了挑战,迎接电子证据时代的到来,亟待调整传统证据规则、细化电子证据运用规则。

简介：分析司法裁判,恶意串通行为被广泛适用,但在主观“恶意”的裁判上存在问题。认定恶意串通行为人的“恶意”,应坚持意思主义,即当事人明知其恶意串通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且具有故意、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受故意的限制,行为人过失的串通不具有“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原因在于该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并非其具有主观上的“恶意”。最后,恶意串通行为的“恶意”非以获利为必要。

简介：<正>众所周知,当前在我国贿赂犯罪呈现高发趋势。但是,目前对贿赂犯罪的侦查却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远远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反腐败的要求。造成贿赂犯罪侦查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是,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在于体制内的先天性不足。本文重点着眼于侦查程序以及证明制度,对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内在缺陷作一分析。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结果加重犯认定之重点和难点均在于结果归属的认定。从因果链是否受到干扰的角度出发，结果加重犯可分为无介入因素和有介入因素两种类型。相较而言，前一项下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容易；介入因素下，根据其原因力的产生源不同．大致可分为行为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自然力介入、被害人特殊体质介入、被害人行为介入五种类型。鉴于被害人行为介入往往是在行为人基本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或过程后，身体和心理受到双重刺激下做出的反应，因而在结果归属的判断中。所需考量之因素就更多，也更为复杂。

简介：对预约进行实证考察,发现实务不适当地扩大预约的适用领域,对预约法律效果裁判多有分歧。以预约的制度价值为起点,以＂类型系列＂为视角,比较预约与缔约阶段的区别,分析预约与本约的界限,在缔约阶段和本约的夹缝之间,开拓属于预约的＂一片纯净天空＂。基于预约产生的权利不具有对抗力,但可通过预告登记获得。预约权利人原则上仅能诉请订立本约,不能直接诉请本约上的义务履行,但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可合并诉讼。预约权利人可请求替代给付的履行利益,且预约的履行利益与本约的履行利益应属一致。

简介：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民生大计，在我国渐已得到重视。然而，由于立法缺位、监管不力，不少人受到利益驱使，制造了多起食品安全事故。继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之后，病害宠物流向百姓餐桌这一事实也得以曝光。鉴于此，文章以预防为主，着眼管理，强调控制，首先从界定病害宠物的概念入手，进而探讨可作为宠物饲养的动物可否食用，然后分析宠物不可食用的理论基础并剖析病害宠物被食用的现状及原因，最后对禁绝病害宠物被食用的对策进行探讨及阐述。以期探索到杜绝病害宠物被食用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

简介：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下发的个案解答和刑事赔偿判例为视角,针对其在刑事赔偿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侵犯公民（或者法人）财产权等三种不同性质的赔偿请求所确立的归责原则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证,肯定其合理之处,指出存在的不足,为科学的归责原则的最终建立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刑事赔偿的立法精神在司法实务中得以真正体现。

简介：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包含配偶权、亲属权、亲权,这些基本亲属身份权利可派生出诸多具体权利。亲属身份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于理论上争议颇多,相关论述多为举例说明而缺乏全面论述。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首次规定了亲属身份权诉讼时效问题,但仍有欠缺。亲属身份权的诉讼时效研究应该以亲属身份权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为基础,从其具体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简介：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比使用"起诉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公诉的证据标准"等概念更为科学;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都对公诉证明标准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基本一致,因此产生了观点不同的学说;应当通过评介和借鉴,力求寻找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诉证明标准。

简介：定罪量刑并非法官简单地对照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单向的、静态的过程,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由法官、行为人、被害人、社会公众四元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分别表现为冲突、强制、合作,而情感因素则成为各种互动关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之上,各方的情感因素有了"展示"的空间,并对定罪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微妙影响。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互动过程中,各主体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力划分则为:以行为人情感为基础,以法官情感为主导,以公众情感、被害人情感为参照、印证。

简介：人类生存的维护形式，经历了原始社会集体维护，到特殊关系（家族、身份、家庭）内部维护和个体维护，最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完全崩溃。在完全的私有制和极端的贪欲下，生存所依赖的相关资源配置发生严重的不平衡，权力、财富、报酬分配过多地向社会强者聚集，社会弱者生存资源单一且微薄，生存与发展问题十分严重。当国家和社会把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义务背负起来，形成生存的社会维护，并使再次分配成为生存的基本资源一部分时，社会立法回应了这一新状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就是在此中产生并得以发展。

简介：<正>自20世纪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社团革命的浪潮,社会团体的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个人本位观逐渐受到了团体本位观的冲击,多元主义、公共社团主义等日益彰显,结社自由获得了充分肯定,各种"利益集团"蓬勃兴起,成为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加强社会团结、树立公共精神、增进民主自律的重要社会力量。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趋势加强,国家不再是公共权力的惟一行使者,社会多元化导致了权力多元化,权力已不局限于国家所独占,在国家权力之外与之并存的还有社会权力,其载体主要就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即社会团体。

简介：诉讼观念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重要领域,以往学者均从大传统诉讼观念对比,忽略了小传统诉讼观念的比较。民间法律谚语是最能体现小传统法律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中西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法谚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探究中西方在小传统层面上诉讼观念的差异和"暗合"之处。这样可以更加立体地甄别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同时也可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简介：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到“两高三部”颁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庭前会议规则作为一项代表着进步、高效、合理的刑事诉讼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在其适用过程中发挥着公平和效率的功能，保证了法庭的庭审实务性。然而，庭前会议规则出台四年以来，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对其使用率极低、功效发挥不明显等特点逐渐凸显出来，甚至某些基层法院将庭前会议规则作为“花瓶法条”从未付诸实践。从我国庭前会议规则的实操状况出发，结合审判中心主义，推进庭审实质化，以期对发生问题的缘由予以分析并提出制度重构的设想。

简介：保证期间是保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审判实务中，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对保证期间的期间、时效等问题是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难点。虽然担保法及担保法解释有对此作出规定，但在实践中，在适用担保法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简介：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存在着一个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在民间法正在步入司法、当代村规民约广泛制定的时代背景下，民间法语言研究对于加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与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管制与法律的互动不仅有助于经济法学界视野的拓展,同时,通过对中美管制的比较分析,可以理解政府管制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依据本国国情实施有针对性的管制。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思路如下:第一,管制与法律互动的形态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实际的需求;第二,中国政府管制与法律互动的形态的形成存在历史、文化、现实等角度的原因;第三,通过中美管制与法律互动状态的比较,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是架构中国管制与法律互动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