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2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使我国农村经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粮食生产连续获得丰收。农村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形成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农林牧渔全面增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已跨入温饱阶段,正在向小康或宽裕型小康迈进;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国民经济的短线状况,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党的农业、农村政策的成功,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
简介:<正>1949年12月9日,在全国解放洪流的冲击下,蒋家王朝在西南的一隅——云南省也宣布和平起义了。具有光荣传统的民主堡垒——春城沸腾了:昆明保卫战、迎接解放军、取缔银元贩子、打击投机倒把、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工作……广大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革命激情一浪高似一浪。不少青年学生决心早日投奔革命队伍。1950年7、8月间,昆明地区各中等学校联合举办了暑假学园。同学们聚集在昆华中学(现昆一中)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科学知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喜讯,中共保山地委在昆明市各中学招收一批学生,组建民族工作队,前往解放不久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于是,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
简介: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位中国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1]该文以某种报道文学似的生动有力的方式,加上冷静的理性思考,列举、警示和谈论种种现象,那是我们大多数人总的来说其实都相当熟悉,但往往远不那么勇敢地予以正视和深思的。在此,只需要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测验资料中,举出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查,
简介:<正>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它和“文学革命”一起,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虽高扬“文学革命”(如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从未直接提过“道德革命”的口号。尽管胡适确曾尖锐地批判过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提倡国民人格的变革和人生观的更新,对抗新保守主义(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复归论”,但反对将“道德革命”和“社会根本改造”相联系,力图将“道德革命”纳入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轨道,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说明,面临五四时期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胡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心态和思想倾向,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追求,值得我们作些剖析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