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构成了冲击和影响。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社会的形成。国家主权自其产生之始就已经内在含有主权权力、主权权力的行使和国家责任的内涵。国家主权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主权应当包括主权权力（权利）、主权权力（权利）的行使以及国家责任的内容。狭义的国家主权指主权权力（权利）。主权权力和主权权力的行使是不同的概念。全球化对主权权力和主权权力的行使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介：据考察，民法典的编纂几乎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因素的刺激之下浮出水面，而民法法典化之形式与实质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呼声很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思想积淀和学术准备，更缺乏民法典发挥其内在价值的社会土壤，因此，在当前政治稳定、立法权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急于制定一部民法典，而应该更深入地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简介：当今的经济全进程必然和国家主权发生冲突，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不得不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和国家管辖权等方面让渡部分主权权力。但是，让渡主权权力不是无原则的，主权权力的让渡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主权原则。

简介：云计算服务是将数据中心、服务器、数据库、磁盘存储、网络带宽等软硬件资源封装后向社会公开提供的底层标准化技术服务。云计算服务具有数据存储的分散性、提供服务的底层性、客户数据的私密性等特点。《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的法律义务,但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当出现侵权时,云计算服务提供者面临保护用户数据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双重困境。从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来看,云计算服务提供者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充分考虑云计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内容、对侵害行为是否具有直接控制力、是否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

简介：人类社会逐步实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知识化，图书馆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着重论述“状态”的图书馆现代化及其职能取向。

简介：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仅在于保护不应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这本是德国民法早已解决的问题，但在我国却总结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社会秩序、方便案件审理、利于物尽其用四大理由。有学者更夸张地列出减少纠纷、保护一般债务人、保护债权人、保护第三人、进行市场调节等项理由，并牵强地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相联系。诉讼时效制度正当化理由的原理还包括其必然性根源和负面性影响等内容。这些原理对审判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利益主体多元化与法治的社会基础黄建武一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资源需要通过交换来流动。市场经济中的交换，需以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主体地位为条件，否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因此，市场经济首先就是要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还意味着，生产者生产的...

简介：《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从法律上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定位。十多年来，《职业教育法》对我国职业教育基础的奠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被法学研究界和司法界的长期忽视，使得该法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法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进程。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对该法进行全面修改，是改变职业教育法边缘化的根本路径。

简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被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只有选择法治化发展道路、构建科学的法治化体系,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遵循平等互利、规则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领域：一方面,融合现代国际法、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特点,创新现有国际经贸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各国先进法律经验,不断改进并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不可或缺,应本着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坚持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构建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结合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为新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树立典范。

简介：知识产权证券化运用的是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技术。从逻辑上讲，被证券化的知识产权应该首先符合资产证券化中对资产的要求。与传统的金融资产相比较，知识产权资产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有其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根据证券化对资产选择的标准，同时结合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确定可证券化的知识产权资产。

简介：技术标准化限制竞争的实质是权利滥用，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规制技术标准化行为的一般进路是先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再分析该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在诸多判断权利滥用的标准中，应选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并运用三阶段系统判定法进行判定。判定不构成权利滥用的技术标准化行为，按照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处理；判定构成权利滥用的，利用合理原则进一步分析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对于违法的技术标准化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简介：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建立的法权体系，劳动者权利概念是劳动法学的核心概念。现有研究资源囿于方法论的局限，进展不尽如人意。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法律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简介：分散的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往往较难得到保障，故有必要借助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方式，但该方式在我国存在着诸多困境：利益的组织化有着一定的制度性障碍；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能力失衡，部分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行政立法主体。而一些弱势利益群体则因组织化程度低及缺乏利益代表等原因而在行政立法中集体失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化利益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存在通过行政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危险等。因而，有必要降低利益主体的行政依附性，赋予其必要的结社自由；提高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利益均衡表达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程序，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等。

简介：政府主导推进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特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依赖行政权力规划的单一思路,在行政逻辑下被赋予了多重发展意象,同时在＂家父主义＂影响下行政权力不断扩张。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人口城镇化迟滞和农村治理秩序失衡等问题。构建＂共建共享＂型城镇化的法治进路,需要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根本目标,扩大公众参与,形成行政规划与民间自发的双向耦合机制,以程序为核心加强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为的规制,坚持平等协商、理性对话的法治思维,以柔性沟通替代刚性压制。

简介：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研讨会暨《法制现代化文库》统稿会,于2007年8月17～21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该课题共分为法制现代化基本理论、法制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与宪政、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政府及司法现代化等5个子课题,其研究成果将于2007年年底以《法

简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近年来城市集贸市场建设迅猛发展,初步形成了种类繁多、颇具规模的市场体系,促进了商品流通,成为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辖区共有各类集贸市场81个,其中影响大、有相当规模的有12个,市场购销两旺,成交总额共14.1亿元.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治安问题日趋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新形势下如何搞好集贸市场治安工作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试图从荔湾区集贸市场治安现状这一侧面,就城市集贸市场系统化治安管理作一初步探讨.本文所探讨的集贸市场系统化治安管理是指把系统科学原理应用到集贸市场治安管理中,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机制,促进集贸市场整体有序发展.

简介：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多是从效率的角度来阐述的，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张从程序的功能——正义再分配的角度入手，探讨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通过分析，认为程序的类型化理论是程序设置在制度层面上的理论支撑，进而提出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也在于程序类型化理论，最终落脚于实现正义。

简介：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法制思想,乃是这场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分析研究邓小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模式选择等方面的理论见解,进而强调必须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推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简介：欧盟是区域一体化的典范,它对其它地区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欧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条约和超国家立法,这是完全不同于倍受奥地利学派以及法律经济学派所推崇的、并以自由秩序和判例法为基础的私法模式的。欧洲一体化遵循的是公法模式,它强调的是抽象规则的制定以及这些规则对实践的指导,强调的是政府的制度导向和公法的适用。

简介：北宋法制从一开始就贯彻了中央集权的原则,从地方社会角度看,表现为地方秩序的中央化,其积极结果是实现了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其消极结果是立法上的繁琐和执法上的低效以及地方社会在发展上受到抑制。这一点在当时的川峡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适当空间,也把中央法制从细碎的地方事务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内部几乎是无解的,却是现代公民社会和民主法制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