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简介: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
简介: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合作中,普遍存在“多愿望,少行动”的现象。由于安全概念的泛化,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安全问题上都表达出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实际上,很多安全问题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的概念是基于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的一种预设的状态。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在议题性质的认定方面观点不一致,那么安全合作不可实现;反之,安全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在安全合作对象关于议题性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安全合作主要受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安全合作的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小,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多,那么安全合作越可能实现;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大,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少,那么安全合作越难实现、甚至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实践中,可以为有关部门在什么问题上合作、与谁合作等提供思路,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
简介: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体系发生剧烈变化,非传统安全成为损害国家利益及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传统安全观逐渐向新安全观转变。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观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同时也是新安全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上合组织始终把打击“三股势力”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组织内的联合军演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方式.其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通过成员国相互合作增加互信与沟通,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巨大作用。面对外界部分媒体对其性质的质疑,从安全观角度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解读,对打消西方疑虑、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和平使命”系列军演是上合组织框架下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安全合作项目,对其进行深度解析,是认识上合组织安全观的重要途径。
简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以2009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标志,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规定。然而,东南亚地区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障碍。从其内部看,有成员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及内部矛盾、对安全理念及共同威胁上的认知差异、武装力量难以协调合作、决策机制上弊端等因素;外部因素有: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未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只能是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及非传统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其过程必须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建立的一个多层次安全架构。
简介: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经济安全的态度上,表现出既重视又不重视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历任总统都明白无误地强调靠经济的规模和实力来作为美国的最后防线,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较少使用经济安全一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罗赛蒂(J.A.Rosati)的话来说,就是属于“低级政策”之列;一方面,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时,常常用来达到经济安全目标,特别是不少对外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典型的经济安全政策,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正式制订过一个系统和明确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这一矛盾现象是了解美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入口。
简介: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简介: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人的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人的安全受多维度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维度出现问题,人的安全就受到威胁;威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些维度构成冲突诱因。冲突诱因呈现多元化。有的诱因与冲突相关度较低,有的诱因对诱发冲突具有乘数效应。就触发状态而言,冲突可能由单一因素诱发,亦可由多种因素叠加引发。如果治理失当,会导致冲突恶化。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治理冲突,就应当对导致冲突的诱因及相关度有深刻理解,如此方可对症下药。人的安全概念、国家保护责任与新干预主义是相继形成的三个概念。应当说,尽管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框架日益被全球关注,但应当采取何种治理形式,何种治理形式属于最优方案,在国际社会中并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保护人的安全的责任首先在于当事国政府。主权原则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
简介: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