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以《1.关于费尔巴哈》为标题,匆匆写成的供进一步研究用的笔记。理论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批判了唯心主义、特别是旧唯物主义,明确提出'‘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新的实践观;第二部分运用新的实践观在批判分析中阐述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哲学的功能等基本原则等;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代表资产阶级的旧哲学家们不懂得实践的巨大作用,只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代表无产阶级的新唯物主义则以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世界'为使命。三个部分构建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框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科学阐述的关于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邓小平以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结合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所处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对“执政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邓小平认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党、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一个有健全党规党法的政党、一个有权威的政党。与此同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恢复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导了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进行全面整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惩治腐败,并开启了党内法规体系制度化建设。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益借鉴。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创造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是这一哲学的启蒙者,毛泽东是这一哲学的奠基者,而邓小平是这一哲学新阶段的开创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学术进展,毛泽东就提出并阐释了大量哲学学术问题,足以驳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低为政治话语的论者,也足以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对这一哲学的研究,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简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决议)是改革开放之初党史和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决议不仅对党史和国史上若干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作出了符合史实的正确结论,而且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目标。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考察历史可知,在决议酝酿、发起、起草和通过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好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就抓住了《历史决议》的本质。
简介: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
简介: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唯物史观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就是基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论断。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首次将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并构成“三个代表”的重要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简介:本文运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分析英国两个后朋克乐队"四人组"和"斯克利蒂·波利蒂"的反霸权的艺术实践过程。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影响,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文章首先总结乐队出现以及了解并熟悉霸权概念的历史条件,其次通过分析他们挑战政治与音乐主流观念的歌曲,考察两支乐队相关音乐实践的反霸权意义。文章还指出乐队在用作品表达激进性的同时也与当时的音乐产业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局限在"基础/上层建筑"的静态模式,而是把乐队的作品置于音乐产业的发展轨迹中进行动态地讨论,深入地剖析了他们与社会现实互动的非常复杂又充满矛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