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连续出版了9年零1月又28天,共3231期。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其存续期间在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塑造中共正面形象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简介：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已成为前沿性的热点话题。近两三年来，召开了多次关于中国文论建设的研讨会，学术期刊上的争鸣与探讨也方兴未艾，存在状况、新近走向、发展前景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热切关注。但是，文学经验对文学理论的重要作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文论建设若离开中国文学经验，那么只能是空谈，这一点需要引起学术界的警惕。

简介：考察后“文革”期的视点本次考察,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怎样看“后(post)文革”期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以作为“后文革”期关键词之一的“现代(modern)”或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post-modern)”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为中心来进行思考。最近流行一种说法:新时期(文学)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后新时期(文学)了。众所

简介：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除了还原历史以外,更应该从中总结规律、寻求殷鉴.数百年来,之所以对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争议不休,除了它本身是一个缠夹的矛盾结构外,也由于研究者往往对其有关观点和创作状况归类铺陈较多,而对其内在规律、思想核心特别是有价值的殷鉴挖掘、总结较少.笔者认为,尽管李梦阳以复古为旗帜,以重格调和主情为其文学观点之两翼,但只要全面地作一番知人论世的工作,并将其文学观点与其实际运作联系起来考查,就会发现,其文学思想的核心乃在于通过文学进行社会参与,即通过文学复古来振奋士心,制造盛世氛围,为挽救明王朝之颓势、振兴朝纲服务.当他的这种努力与文学自身规律相结合时,便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但当他为了社会参与而从"本诸法"、"祖其格"和因袭模拟等方面违背甚至抹杀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时,他便得到了在当世和后世屡屡为人诟病的败绩和教训.这种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违背和抹杀有其多方面的主观原因.今天看来,他的教训以及他本人对这个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恰恰又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殷鉴.

简介：一、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也不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始作俑者，但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必然要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始，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用美国弗·詹姆逊（F·Jameson）的话来说：“意识形态分析的形式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其目标就是要通过揭示各种观点在一场持续的阶级斗争中作为合法化的工具和武器这样一种作用来使其单纯外表的‘非神秘化’。这一类的常被认为是还原性的，当然只能是这样：它意味着粗暴地将那些以纯粹的思想为表象的东西还原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不那么令人喜爱的实用功能。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所发动的那场革命一样广泛……”，“‘意识形态’一词，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你必须解释，找到人们所说、所做的事背后的意义。”

简介：叙述了钱谷融先生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论述了它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联系,并说明它与美（诗意）相统一的特征。

简介：自2009年毕业到现在，我教授高中政治这门学科已有九年，在这九年中有失败，也有成功，如今，反思过去的教学，我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高中政治课上，我希望学生的学识和能力得到双重发展，让我的课堂成为真正的高效课堂；我曾初步接触过高效课堂，对它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所谓高效课堂，是高效型课堂或高效性课堂的简称，顾名思义是指教育教学效率或效果能够有相当高的目标达成的课堂，具体而言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教学的较高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课堂。高效课堂是有效课堂的最高境界，高效课堂基于高效教学。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要在有效的时间内，力求达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而这个关键就在于高效教学，为此，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教师，要真正实现高效教学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多看别人做的好的地方，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才能使自己成长的更快。但是，也必须要紧密联系自己所带班级的具体情况，摸索出适合自己和所带班级情况的教学模式，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思路，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效果；为此，利用现代教学辅助设备，我力求形成自己的教学思路，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效果。

简介：迪斯尼动画片《木兰》在再现“他者”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进行了东方化和美国化，以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置换了原作《木兰辞》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改写了本土文化的民族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强势文化的美国媒体实施了对弱势文化的整合与殖民，而真实的本土文化则遭遇了边缘化。

简介：南北朝后期,南、北对峙因北魏的分裂又演变成东、西魏和梁的三方抗衡,相对于魏、蜀、吴三国而言,南北朝后期出现的这种南、北三方对立又被称为后三国鼎立1。在后三国鼎立过程中,侯景之乱的发生又使之出现一个改变,即由原来东、西魏和梁的对立最后演变成了北齐、西魏（北周）和陈的对立。在这种变化和转型过程中,不仅南北政局发生了改变,南北社会政权内部结构也随之有不少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时期许多南方士人被迫北迁,由此在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下各自形成一个北迁南方士人群体。面对这些北迁南方士人,北朝政权尽管有东、西之别,也有某些具体处置措施的不同,

简介：学界一直普遍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晚明耶稣会士在中国推行的是“适应”政策。走的是“补儒易佛”的道路。然而，如果以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为视角，我们会发现《天主实义》中对《圣经》中的名词“Deus”（God）与动词“diligere”（tolove）的翻译实为“异化翻译”。即以天主教为本位，以古儒的概念翻译和阐释天主教的词汇，这与译入语晚明社会的主流儒家形成了“对抗”。用“上帝”或“天”翻译“Deus”势必会“颠覆”晚明的“天子”政治理念，因为人人都是由“上帝”或“天”创造的．所以人人生而平等，这样“忠”就失去了合法性；用“爱”（diligere）等同于儒家的“仁”，势必使人们舍“孝敬父母”而取“爱天主”．这样儒家的“孝”也就从根本上被“颠覆”了。

简介：丁玲早期对女性解放的思考立足女性自身,强调女性人格的独立,凸显"强己"意识。她认为,女性只有独立自强,才能解放自己,像男性一样做"人"。但由于自身经历及当时思想和阅历的局限性,丁玲早期还没有考虑到经济独立对女性解放的重要作用。

简介：“赋”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体，形成于秦，兴盛于两汉。《诠赋》是《文心雕龙》中关于文体论的第三篇，在《明经》与《乐府》之后，可见刘勰对其重视及它作为文体的重要作用。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简介：　　你将要远行,孩子.将有一生的岁月等你去走.我送你三句话带在身边.……

简介：19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时代巨变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严酷斗争的无限追忆与想象。同时，政权稳定之后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蓝图的绘制，也唤起了中国文坛空前的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燃烧岁月”的叙述激情，其所形成的最为惹眼的文学潮流便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涌现。所谓“革命历史小说”，特指1949--1966年间作为引领小说主潮的一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为叙事对象的作品，

简介：<正>王蒙在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百家争鸣,会是思想非常活跃,也会是七嘴八舌,谁也听不见谁的。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一局面:好的思想,平庸的思想,有特色的思想,信口开河的思想一起涌来。这就是当前文艺界所面对的新的形势。王蒙提出,对各种现象要欢迎,理解,至少是容忍,而又

简介：在跨语际沟通中,海外汉学界对＂传统＂的预设往往造成对古典作静态化的描述。用阐发法进行中国诗学研究,其意义必然有所遮蔽也有所发明。其中,理论抽取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它是一个碎片性而又具有建设性的策略。问题的实质是哪部分碎片能够成为最恰适的资源而产生最强劲的思想动力。当传统被赋予了文化认同的意义时,我们显然是在言说当下的中国文学问题，

简介：对主体性哲学的全面分析和批判──读《主体性哲学与文化问题》黄楠森谷方同志的新作《主体性哲学与文化问题》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本对主体性哲学的全面的分析和批判的专著，说它全面，因为它不仅分析和批判了主体性哲学本身的各个方面，而且分析和批判了主体性哲学在文化哲...

简介：<正>我跟踪"花岗事件"官司两年多,通过写长篇报告文学《尊严》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感触很多。今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两国之间和平的气氛倒不浓,民间摩擦却不断。比如大陆首次民间"保钓运动"、8·4日本毒气弹伤人事件,以及9·18日本游客珠海集体嫖娼案和西北大学日本师生辱华表演事件等。其中最值得国人反思的就是"9·18"日本人来华集体嫖娼这个事件。日本企业竟然用偷税漏税的钱,奖励员工的办

简介：西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文化的交汇和相融，使它有着跟东部文化截然不同的独特魅力。同时，西部文化又有着极强的封闭性，很难为外界所同化，差异性极大。西部民歌（如凉州贤孝）和大手印文化分别代表了西部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当下关怀和终极超越。贤孝文化代表了西部文化包罗万象的入世智慧，而大手印文化则完成了西部文化的超越。二者相得益彰，互为体用．代表了西部文化的博大和精深。这两种文化思想融入了我的血液。渗透了我所向往的文学精神，供给了足以让我们灵魂安宁、大气、慈悲、和平、博爱的养分。

简介：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曾有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端于1902年梁启超倡导的“新民说”和“小说界革命”，到1927年底“革命文学”大众化论争为止。第二个阶段从1927年开始到1937年，针对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对象和途径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第三个阶段从1938年开始，文学大众化转向救亡文学，开始关注文学的民族性和民族形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