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杰作。《源氏物语》的中译本已经有很多版本,这些译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也对后续对文学作品进行进一步研究有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且研究涉及的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采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针对《源氏物语》在中国的译本及译本的研究情况,进行具体的介绍、整理、分析,通过研究现状分析对中译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对未来的中译本研究提出一些浅显的见解,希望能对今后对《源氏物语》中译本进行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用的借鉴。
简介:《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教会目前已基本固定在基督教新教所用“和合本”《圣经》和天主教所用“思高本”《圣经》,教会人士将之视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汉译本。尽管汉语语言的发展在语言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相关《圣经》翻译及研究机构和有些个人亦根据现代汉语有过重新翻译《圣经》的努力,这些新译本却并没有获得教会的普遍承认,而只是在教界和学界之间的边缘领域闪现其存在。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一方面,这种《圣经》中译本的使用状况反映出中国教会的基本状况,意味着其经典及理论的认知尚未出现根本性突破,教会的基本面貌亦沉于传统而鲜有革新。“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问世曾被视为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在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中留下过颇有意义的一笔。这种《圣经》汉语语言翻译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教会的革新及其对社会文化革新的参与,其曾经有过的“与时俱进”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中国教会持守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精进,所以教会仅从汉译圣经这个层面就应看到其发展滞后的一面,由此应有奋起直追的意向和准备。教会的现代语言尤其是其宣道讲经所必须的圣经语言应跟上时代。这是从《圣经》汉译上对中国教会的呼唤和激励。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上已经进入系统释经的时代,其基于《圣经》希伯来语言和《圣经》古希腊语言的圣经新旧约释经正在全面开展,其圣经释经学亦与现代解释学有着密切结合,尤其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诠释经典已经远远走在了重新汉译《圣经》的前面。然而,如果没有全新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圣经版本,那么这种过于超前的释经
简介:<正>90年代伊始,在汉译法学学术著作的园地里,又增添一枝绚丽多彩的花朵,这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一译《法学阶梯》)。它为了解和研究罗马法提供了重要资料。《查士丁尼法学总论》(TheInstitutesofJustinian)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在位)下令编写的一部法学教科书。当时,罗马帝国已日趋衰落,由于奴隶和隶农的不断起义和斗争,帝国已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恢复昔日强大的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接位之后,采取了两项有力的措施: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继续其前任已经开始的法典汇编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扩充军队,强化国家官僚机构,对外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公元528年,着手编纂罗马历代皇帝所颁布的宪令,共编出10卷,名
简介: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原文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自1858年问世以来,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期间各种文字的版本层出不穷,多达120余种。在中国及华人地区,根据守基阿芬第1934年英译本翻译的中文版本至少有5种以上,其中包括最早的20世纪30年代廖崇真译本(简称“廖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台湾本(简称“台本”)、马来西亚苏逸龙译本(简称“苏本”)、20世纪末澳门巴哈伊总灵理会出版的译本(简称“澳本”)和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李绍白译本(简称“李本”)。前4个为散文译本,可视为一个系列,最后1个为诗体本,别具一格。将这几个译本加以比较,意在探询其继承关系与创新精神,为《隐言经》译本今后进一步的修订和提高做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