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教会目前已基本固定在基督教新教所用“和合本”《圣经》和天主教所用“思高本”《圣经》,教会人士将之视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汉译本。尽管汉语语言的发展在语言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相关《圣经》翻译及研究机构和有些个人亦根据现代汉语有过重新翻译《圣经》的努力,这些新译本却并没有获得教会的普遍承认,而只是在教界和学界之间的边缘领域闪现其存在。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一方面,这种《圣经》中译本的使用状况反映出中国教会的基本状况,意味着其经典及理论的认知尚未出现根本性突破,教会的基本面貌亦沉于传统而鲜有革新。“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问世曾被视为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在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中留下过颇有意义的一笔。这种《圣经》汉语语言翻译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教会的革新及其对社会文化革新的参与,其曾经有过的“与时俱进”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中国教会持守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精进,所以教会仅从汉译圣经这个层面就应看到其发展滞后的一面,由此应有奋起直追的意向和准备。教会的现代语言尤其是其宣道讲经所必须的圣经语言应跟上时代。这是从《圣经》汉译上对中国教会的呼唤和激励。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上已经进入系统释经的时代,其基于《圣经》希伯来语言和《圣经》古希腊语言的圣经新旧约释经正在全面开展,其圣经释经学亦与现代解释学有着密切结合,尤其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诠释经典已经远远走在了重新汉译《圣经》的前面。然而,如果没有全新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圣经版本,那么这种过于超前的释经
简介:摘要作为重要的方法能力,“翻译文化能力”是构成翻译能力的重要基础性知识。其内涵不等同于普通的跨文化能力,在教学上也不能视其为语言教育或国情教育。本文基于德国翻译理论家维特(HeidrunWitte)关于译者文化能力著作,从阐释学和认知学的视角对文化能力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
简介: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原文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自1858年问世以来,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期间各种文字的版本层出不穷,多达120余种。在中国及华人地区,根据守基阿芬第1934年英译本翻译的中文版本至少有5种以上,其中包括最早的20世纪30年代廖崇真译本(简称“廖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台湾本(简称“台本”)、马来西亚苏逸龙译本(简称“苏本”)、20世纪末澳门巴哈伊总灵理会出版的译本(简称“澳本”)和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李绍白译本(简称“李本”)。前4个为散文译本,可视为一个系列,最后1个为诗体本,别具一格。将这几个译本加以比较,意在探询其继承关系与创新精神,为《隐言经》译本今后进一步的修订和提高做一些建议。
简介:文言文翻译主要针对的是句子,语法是句子的重要体现,准确地理解句子的语法结构,尤其是与动词谓语相关的要素,对翻译是有帮助的。定位名词翻译好谓语部分在古汉语中,谓语往往不由动词/形容词充当,很多时候,在谓语的位置上名词总是"鸠占鹊巢",这样的句子应该怎么样翻译呢?例1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分析名词"水"处在谓语动词的位置,活用为动词,翻译为"会水,游泳"。(在"而绝江河"中,形容词"绝"作谓语带了宾语,也活用为动词,译为"横渡")例2贼张敌万窟穴其间,立绝不与通,故楚粮道愈梗。分析"窟穴"处在谓语位置上,用作动词,译为"构建巢穴"。
简介:《红字》是由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于19世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1850年正式发表,整部小说通过对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描写,进而宣传女权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写作手法、人物、语言以及情节的塑造都非常具有特色,同时又十分注重对人的心理的描写,因而这部小说在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开创性作用。正是由于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因而很多中国译者也对其进行了翻译,在这些译本中,1945年的韩侍桁译本和1998年版的姚乃强译本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并且在国人中也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作为一种影响非常大并且不断发展的翻译理论,其在翻译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出发,对美国《红字》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更好地去理解《红字》的两个不同译本。
简介: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年提升,中国与海外各国在众多领域都开展了交流合作,同时也促进了翻译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其从"纸笔时代"迈向"信息化时代",然而,处在转型期的翻译行业带给译员前所未有的挑战,译员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很容易疏忽译文质量,导致翻译产品中的错误比比皆是,影响了公司的经济效益。随着现代翻译的迅猛发展,业界普遍认识到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在现阶段翻译实践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该文旨在总结翻译实践中影响译文质量的常见因素,并提出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规避明显的译文错误,在提高译员工作效率的同时,改进译文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