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能力的角色分析

翻译文化能力的角色分析

孟珺捷

孟珺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001

作者简介：孟珺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青岛德国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11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奖学金留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2015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作为骨干教师赴德国波鸿鲁尔大

学访学，现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日耳曼语言学系工作。

2015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外宣文本汉德翻译策略及语料库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作为重要的方法能力，“翻译文化能力”是构成翻译能力的重要基础性知识。其内涵不等同于普通的跨文化能力，在教学上也不能视其为语言教育或国情教育。本文基于德国翻译理论家维特（HeidrunWitte）关于译者文化能力著作，从阐释学和认知学的视角对文化能力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翻译文化能力，文化内能力，文化间能力，特殊性文化能力，普遍性文化能力

1.翻译——跨文化交流行为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行为，过程通常可以分为“理解（原文接收）——转化——表达（译文生成）”三个阶段，文化能力贯穿始终，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者作为沟通的媒介，其自身的理解与对原文的阐释受到翻译目的、作者意图、文本内容、委托方需求及读者期待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翻译）文化能力”与“跨文化能力”虽有共通之处，却无法简单等同起来。例如在文学翻译领域，译者本身是原作的第一读者（接收者），译作是译者基于以上提到的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创作的第二文本，由于译者知识视野、文化能力、语言能力、文学（美学）素养等方面的差异，译作即第二文本或多或少具有译者本身的印记，译作的读者并不是与原作作者进行直接的跨文化交流，而是通过译者的转述进行间接的沟通。由此，笔者认为翻译本身要比普通的跨文化活动更加复杂，可以说是带着脚镣舞蹈。

在传统的翻译教学中缺乏对翻译文化能力的重视，有时将其简单的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时将翻译文化能力作为语言能力的补充或国情教育。把一些固化的数据或孤立的文化现象作为文化能力教育的素材，由此难免使学生对陌生文化产生误解和固有印象甚至是偏见。上世纪90年代，自费米尔（Vermeer）的目的论和曼塔利（Holz-M?ntt?ri）的行为理论开始，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得到重视，文化能力也不再被看作简单的背景知识，而是作为与语言能力平行的一部分成为翻译能力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内容，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个时期的语言障碍被看作是文化障碍的一部分，文化能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母语者与生俱来的文化知识，文化直觉已经不能满足翻译活动的需要。德国学者维特（HeinrunWitte）在2000年发表《译者的文化能力》一书，至今被奉为经典。其中提到翻译者需掌握广泛的双文化知识和能力，提高文化敏感度，树立跨文化意识，从而避免主观文化的影响，以及对陌生文化的误读；并对文化能力进行详细的解剖和论述。

2.跨文化交流中的问题

跨语言交流的困难主要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其中包括如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阐释方式、行为方式等等，这些使得跨文化交流困难重重，这一论断早在七十年代已经在美国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在欧洲这一研究的成果首先应用于跨文化经济交流以及跨文化管理研究。

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显示，人们对于陌生文化的接受和知识的建立，往往从自我文化出发，受到自身文化接受与评价方式的制约，因此对于陌生文化的认识和掌握常常受到局限。基于这种有限甚至错误的陌生文化认知而进行的原文文本分析难逃主观认知的樊篱。换言之，“文化特殊性”（Kulturspezifik）（Witte2000，170）来自文化的对比研究，而文化对比的基础和标准却来源于译者的自身文化。对比基础和评价标准的主观化难免造成译者理解的偏差，由此产生的译作也不免带有局限性。

维特的这一观点与德国阐释学不谋而合。德国阐释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在20世纪初提出“生命世界”的概念，指出人们对世界上所有事物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的理解，都是从主观视角出发。（Stolze2015,88）

3.翻译文化能力

仅凭固化的数据或孤立的文化现象来理解陌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维特对专业译员的文化能力进行了解剖和分析，他首先将文化能力分为“文化内能力”（Kompetenz-in-Kulturen）和“文化间能力”(Kompetenz-zwischen-Kulturen)(Witte2000，165)。

所谓文化内能力包含三个层面：1.个体层面；2.角色层面;3.翻译层面。个体层面涉及个体符合文化背景的行为模式，例如：“‘我’如何在文化A或者文化B中点餐？”，角色层面涉及不同社会角色符合文化背景的行为模式，例如：“文化A中的一位学者或文化B中的一位学者点餐时（语言和方式）有何不同？”，翻译层面涉及翻译者在翻译委托的限制之下，符合文化背景的行为方式，例如：“受到来自文化B（或文化A）的翻译委托，“我”作为译员在文化A（或文化B）背景下如何点餐？”

文化间能力是指不同文化成员在接触对方文化时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对对方文化、以及自己在对方文化中的形象的了解，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1.自我印象，2.陌生印象，3.自我印象反思。基于与陌生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所积累的经验，初步产生对于陌生文化的印象，如上文所说，这个过程会或多或少受到自身文化或自我印象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对陌生文化的“互动伙伴”的理解受到固有印象的影响难免出现偏差。与陌生文化接触的过程也是对自我印象不断调整的过程，在提出这一理论时维特指出，“强调跨文化情景下自我印象，陌生印象，以及自我印象反思的独立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合作效果’（Synergie-Effekten）在跨文化情景下的意义,当然，对‘合作效果’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背景”。（Witte2000，171）

综上所述，文化内能力和文化间能力是翻译文化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译员想要成功的理解并阐释陌生文化成员的行为不仅要树立高度的文化敏感，更要掌握好文化内和文化间两种能力。

4.翻译文化能力培养

翻译文化能力首先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基础性知识。在翻译教学的过程中维特将翻译文化能力划分为“普遍性文化能力”（AllgemeineKulturkompetenz）和“特殊性文化能力”（SpezifischeKulturkompetenz）（Witte2000，171）。前者主要指译员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敏感度和自觉意识，是特殊性翻译文化能力的基础，后者指译员在具体文化背景下处理问题的能力。

如上文所说，陌生文化的特殊性通常是在与自身文化的对比中产生的，由于受到译者自身文化视角的影响，文化特殊性（Kulturspezifik）概念由此陷入相对主义。换言之，文化的特殊性只存在于文化的对比当中，也只能在对比中得到阐释。

对于翻译教学而言，陌生文化知识的传授需要借助于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对比。传统课堂上，在传授语言知识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的文化对比通常在无意识中进行。然而，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对翻译过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对比意识，因为这是充分挖掘译员的文化潜力，逐渐形成“文化敏感”（Sensibilisierung）的关键因素。文化对比的目的是——建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现象及行为方式之间联系，并且使学生保持客观立场，而不是现象的平行比对或是两种文化的简单对立。

除了现象和行为方式，也要注意跨文化的交流方式对比，以此来不断修正跨文化接触中对于文化特殊性的界定。

翻译教学不可能也不必涉及所有的文化领域，文化元素，翻译文化能力的培养主要针对于翻译相关的行为领域、情景类型以及社会角色类型。除“文本分析”外，“文化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Snell-Hornby1998,347）

[参考文献]

[1]Witte,Heidrun.DieKulturkompetenzdesTranslators[M].Tuerbingen:StauffenburgVerlagBrigitteNarrGmbH.2000.

[2]Schnell-Hornby,Mary.HandbuchTranslation[M].Tuerbingen:StauffenburgVerlagBrigitteNarrGmbH.1998.

[3]Stolze,Radegundis.Hermeneutischeübersetzungskompetenz.GrundlagenundDidaktik.[M].Berlin:Franke&Timme.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