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细读培根的《新大西岛》,意图探寻培根对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哲学的真实看法,并由此揭示出这篇短小作品背后的现代性问题。培根将自己政治哲学思考置于一个虚构的岛国,以"保密法"为纽带呈现出宗教、科学、哲学三者的紧张关系。在培根的作品中,哲学家从基督教手中夺过立法权,成为新立法者。而科学家则是新立法的执行者,他们将科技与宗教相结合,在表面上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培根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畅想中,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开始出现:道德和法律丧失了神性地位后,也随之失去其价值维度的意义,逐渐转化为一种习惯行为的范式。人类纵然能够从自然界获取到足够满足身体欲望的物质,却对人类世界如何更好地发展失去了方向。培根在追求永久和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空虚。作为启蒙运动的预见者,现代性问题的发端,如何理解培根,在当下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简介:“社会学还有未来吗?在某种意义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也许就是最后的希望之所在。”①近年来,鲍曼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众多社会学理论著作的注脚之中,他本人则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如同法兰克福学派、卡尔·曼海姆、诺伯特·埃里亚斯那样被放逐的独立知识分子,鲍曼有着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丰富经历和深刻洞见。鲍曼不仅亲身经历了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曾经长期生活于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最终来到了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英国,这使得他得以融会东、西方不同的理论视角,能够对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面貌呈现的现代性加以全面审视。与人们通常刻画的形象不同,事实上鲍曼有着极为广泛的理论关怀,
简介:雅典的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锻造了一个令后世敬仰的城邦共同体。德拉古立法抑制了贵族们的僭主意图,使得城邦立法惠及城邦全体成员。梭伦通过立法让正义进入城邦,他赋予了公民中的弱势者以参政权和审判权,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他也抑制了权贵们的傲慢,使其才能能够更好地施惠于城邦。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埃菲阿特立法限制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把其全部权力赋予民众。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于是,在这种法治精神的感召下,权贵们丢掉了自身的傲慢,全身心地融入到了民主政体中。民众也能接触到并享有贵族们的文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行。
简介:一在中国百年共和的宪政史上,民国最初十年间的国会制宪与议会政治实践是极具象征意义而同时又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的。其象征意义在于,民初十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存续期间(1913—1925年)是赓续晚清以“开国会”为标榜的立宪运动以来,以“主权在民”[1]为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制度化尝试,同时亦是因其议会政治失败而下启国民革命与党国体制的内因,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此一历史阶段与制度建构便成为“议会政治不适合中国”之注脚;而其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之原因,则大致在于适应后来革命叙事之需要,尤其是此一阶段与北洋军事集团政府统治相重叠,以阶级立场标示进步反动,进而以后世框架重塑历史,有意无意乃至蓄意无视其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而呈现为缺乏内在逻辑与联系的制度遗迹,无法予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