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交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简介: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渗入无意识层面,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确立"实在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便构成了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穿越幻象——认同症候"是其基本方法。从实在界的"无"来勘破符号界的"有"是这一方法的超越性所在。但是,偏执于实在界的否定,沉迷于哲学化的玄思,又成为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两大重要缺陷。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我国当前往往将医疗差错归因于医务人员的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够等主观方面并按照“谁出错、谁负责”的原则对医务人员进行惩戒。这种归因和治理模式对医疗差错发生根源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认知不足,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归因上的偏倚取决于用以观察、评估医疗差错的知识框架。这种以个人负责为特征的归因和治理模式源于当前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临床伦理学,它将焦点集中在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等因素的伦理性。应当适时更新医学伦理观念,通过引入组织伦理的视角,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系统、制度和结构,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医疗差错治理路径。
简介:本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视角,检验了消费者在群体购买情境中的冲动性购买行为.研究1采用2(解释水平:高vs.低)×2(自我建构:独立vs.互依)组间因子设计,用来检验解释水平是否调节自我建构类型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2采用2(解释水平:高vs.低)×2(认知模式:感知vs.模拟)组间因子设计,检验认知模式和解释水平对冲动性购买的联合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购买情境下,消费者自我建构类别不同,冲动性购买意愿也不同,且受到解释水平的调节影响;群体购买情境下,消费者对他人认知模式的不同,对自身冲动性购买的影响也不同,解释水平在其中也起到了调节作用.
简介:以文化范式批判为切入口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因认识到只有经过文化范式中介过的客观现实才可能对现实的个人起作用,因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深刻性,但由于其没有追问具体的文化范式的来源等问题,因而在学理逻辑上依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经验主义的学术思路由于只看到了经济事实的物质存在形式而没有看到其社会存在形式,因而始终无法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相比肩。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术思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前提条件,也是我们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条件。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30年中,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确定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先后提出和实施了'一边倒'、'两面出击'、'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等不同侧重点的外交战略,并据此制定和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粉碎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包围,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树立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成就加上探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开创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