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简介:无论是以白话诗派为代表的白话诗,还是承接唐宋白话小说传统的明清小说,又或是价值突出的白话文论、精彩纷呈的白话词曲文、明清两代的白话文革命,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白话文学资源。然而,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与现代白话双重话语霸权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若从话语斗争的维度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不仅能够还原文学史的真实状况、为中国古代白话文学正名,还可以对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做出相应的反思,完善我们自身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简介:驴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畜力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由此形成的驴文化则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驴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各类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已经开始引进并且饲养驴了;秦汉时期,驴大量被引进到中原地区并开始与文人诗赋结缘,入饲皇家园林;魏晋时期,驴扬名于文人雅士之中,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对驴的贬低,初显驴文化分流端倪;唐宋时期,失意文人、政客寄情于驴,形成了以“诗人骑驴”文化和“黔驴”文化为代表的两支重要的支系文化;元明清时期,在唐宋以来驴文化的深远影响下,驴文化在新的文学领域有了拼一步的发展.
简介:自行车传人中国19世纪末,意大利人爱尔登首先发明自行车,不久传入德国,紧接着又由德国传入我国。首批传入我国的是德国“勾”字牌自行车(因车架上有一V字商标),为数不多,只有十几辆。这种车是木质车轮圈,南方称钢圈,北方称瓦圈,笨轮(即死飞轮,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因此不能用脚蹬板上车,而是在后轴的两端各安装一个约四英寸长的钢棍(北方称拐子,本身有丝扣,拧在后轴上,供左右上车使用。那个时候,都是从车的后部上车,先用脚蹬在后轴的铁棍(拐子)上,边跑边迈腿,然后蹿上车座,不像今天,先将脚踏在脚蹬板上,边滑行边上车,轻松自如地坐在座位上。后来,法国、意大利的自行车先后传入我国。
简介:大山初惠,是一位刚刚辞世的九旬日本老人,弥留之际,嘱托儿孙一定要埋骨我国河南鹤壁。这位享年90岁的老人为什么有此遗嘱?大山初惠,1923年11月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1940年至1942年,她在鹿儿岛县助产士学校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1942年从日本的助产士学校毕业后,便来到中国锦州满铁看护妇学校学习。通过亲眼目睹,她对身处日军铁蹄下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深表同情,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深恶痛绝。1945年8月,大山初惠从锦州满铁看护妇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锦州满铁医院做护理工作。1945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接收了锦州满铁医院。学习期间,她了解到共产党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解放受苦大众的,便放弃了被遣返回国的机会,自愿留下来参军,当上了一名医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