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分析实证法学派将生命权利化后,对于“生命权”性质的争论便从未停止。有学者支持生命作为一种权利存在于民法,然而,“生命权”作为权利的属性值得怀疑:第一,“生命权”客体的不确定性,导致其难以达到权利一般构成要件的要求,也就难以成为一种权利;第二,将生命权利化会得出“自杀权”的合法根据,违反伦理及善良风俗;第三,侵害生命的损害赔偿范围不包括生命本身,而是对于死者有密切关系的生者所受到的损失或者损害的赔偿,故生命权空有权利之名而无权利之实。因此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不应将生命作为权利来对待,而应该将其作为一种受保护的特别利益。

简介：在高度重视人权保障的国际环境下,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人权保障理念已经逐步渗透于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在庭审阶段,我国先后确立了“统一审判原则”“上诉不加刑”等一系列被告人人权保障机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庭审现场还出现被告人“地位低”“辩护难”“质证难”“排非难”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完善路径。

简介：修订后的刑诉法正式确立了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基本精神,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检察机关应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前程序主导作用,结合司法实践需要,构建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开示制度。应确立依法、双向、不对等及公共权益豁免的开示基本原则,依法确定开示范围、主体,设置科学合理的开示程序、保障制裁措施,将法律精神落到实处,更好平衡控辩关系,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

简介：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上,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各有分工,形成不同的意思自治模式。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提供基础,并被行为能力替代,需借助行为能力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此即“借壳型”意思自治。在特殊情形下,意思能力会与行为能力发生偏离,完全行为能力人会缺失意思能力,对此应根据意思能力的缺失状态认定法律行为无效,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在特定情形下,行为能力欠缺人也会有意思能力,为了促进其心智健全和融入社会,应根据意思能力推定法律行为有效,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这三种模式分别涉及不同的规范,它们共同构成从自然人适格角度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体系。

简介：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刑事政策的调整往往根源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理念变为现实也正源于此,随着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各种利益碰撞易发多发,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刑事案件特点也呈现一些新变化,部分虽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案件事实清楚、情节轻微、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

简介：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强化法规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更要强化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能力的“软性提升”。基于是非感的道德判断力、基于正义感的道德选择力、基于善恶感的道德自制力、基于责任感的道德实践力是党员领导干部道德能力的基本构成。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力旨在实现制度补益、个体提高、群体提升。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力,既要加强政治制度伦理建设以提供“制度依赖”,又要强化官员道德教育以进行“主体浇灌”,还要建立道德行为纠偏机制以实施“外科矫正”。

简介：“套路贷”系列行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组织行为,如何对其在刑法层面进行正确评价,是法律界亟需研究的问题。“套路贷”犯罪的迅速蔓延,不仅侵犯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还侵犯了国家金融秩序与私人财产所有权。其中掺杂的诈骗、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手段还可能诱发其他犯罪。“套路贷”行为的多样性与有组织性,为其司法定性带来了较大争议。典型的“套路贷”整体犯罪行为共分为四个阶段,即哄骗逼迫阶段、次次平账阶段、侵占阶段、诉讼阶段。对于“套路贷”行为的司法认定应当把握套路贷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并针对不同阶段的具体行为确定其应适用的罪名,在确定罪名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阶段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简介：“一个成功父亲的背后总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在拿下2018第五届“创青春”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高质量发展组一等奖之后,厦门知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黄颖开起了玩笑。轻松之余,他回想起前年因为开发婴幼儿护肤产品的巨额投入,过年时自己仅拿出20元钱勉强给孩子当作压岁红包,不免心怀愧疚。

简介：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战略名词,就业优先惟有明晰其阶段性和针对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魅力。结合低中高收入水平及其各自所处阶段的发展均衡陷阱,以反贫困、反对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与体面就业等阶段性主要任务为媒介,可探究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总体上就业优先的内涵变迁可拾级而上形成三个阶段,即努力实现市场化就业优先的低等水平就业,追求就业数量优先的中等水平就业,致力于就业质量优先的高等水平就业。就业优先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性内涵依次对应收入水平的低等、中低等、中高等不同阶段,但并非绝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并把握好就业质量优先这一新的阶段性内涵,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

简介：单位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以对内和对外两个向度一同构成领导干部的领导力。作为一种向内的治理行动,单位治理更多地考验领导干部的自省力和协同力。即要求领导干部在持续、具体相对稳定的单位工作中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对问题的敏锐度,消解单位内卷化效应,让单位能够始终具备成长力,具备创新动力,保持战斗力。

简介：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群众工作能力是所有基层民警的基本功。社区民警要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好工作任务,就要具备相应的岗位能力,这些岗位能力的基础,就是群众工作能力。提升社区民警的群众工作能力,必须首先树立群众观念,掌握群众工作基本方法,切实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注重宣传教育群众,动员组织群众,才能真正实现公安工作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

简介：与大陆法上通行做法不同,我国《民法总则》对意思能力采全面抽象考察模式,理论上亦有“全面抽象说”支持。司法实践虽自发对意思能力进行个案考察,但因缺少明确的规范指引,实际在行为能力判断层面形成了“意思能力/实施法律行为能力”的二元化评价标准。“全面抽象说”对意思能力的功能与性质存在片面解读,其正当性亦难经推敲。行为能力仅能对意思能力做部分抽象,且此过程仍须借助对后者的具体考察。二元化评价标准混淆了行为能力判断中的因果关系,将对法体系的安定造成破坏。实证法体系中的意思能力应定位于行为能力、法律行为及成年监护三重维度。意思能力为类型概念,应以意思要素为其评价核心。在行为能力层面,经解释论区分《民法总则》第21条第1款和第22条中不同行为能力状态下意思能力的考察标准;在法律行为层面,经《民通意见》第67条将意思能力确定为法律行为的效力性要件,弱化行为能力对意思自治的绝对约束;在监护法层面,应综合意思要素的独立程度及精神能力的瑕疵状况,构建各行为能力类型项下具体的意思能力类型。

简介：与大陆法上通行做法不同,我国《民法总则》对意思能力采全面抽象考察模式,理论上亦有"全面抽象说"支持。司法实践虽自发对意思能力进行个案考察,但因缺少明确的规范指引,实际在行为能力判断层面形成了"意思能力/实施法律行为能力"的二元化评价标准。"全面抽象说"对意思能力的功能与性质存在片面解读,其正当性亦难经推敲。行为能力仅能对意思能力做部分抽象,且此过程仍须借助对后者的具体考察。二元化评价标准混淆了行为能力判断中的因果关系,将对法体系的安定造成破坏。实证法体系中的意思能力应定位于行为能力、法律行为及成年监护三重维度。意思能力为类型概念,应以意思要素为其评价核心。在行为能力层面,经解释论区分《民法总则》第21条第1款和第22条中不同行为能力状态下意思能力的考察标准;在法律行为层面,经《民通意见》第67条将意思能力确定为法律行为的效力性要件,弱化行为能力对意思自治的绝对约束;在监护法层面,应综合意思要素的独立程度及精神能力的瑕疵状况,构建各行为能力类型项下具体的意思能力类型。

简介：视频生物识别系统是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口岸作为国(边)境的门户,亟须通过对限定区域现有视频监控系统的改造和新建,建立起具有生物识别功能的口岸限定区域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简介：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区域,存在诸多生物资源,这些资源具有较大的科研、商业价值,但是由于此类资源不属于管辖范围之内,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规制,因此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些许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简单的介绍了深海底生物资源,然后针对该资源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简介：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和民族复兴的时代高度,坚持以培养时代新人为逻辑演进,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大任时代新人的时代命题。习近平关于培养时代新人重要论述和思想观点以"为什么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为内在逻辑理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根本遵循的深刻回答。

简介：二、实现司法现代化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内在要求 ,三、现司法现代化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制度要求 ,这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制度要求

简介：长期加班引起了民警的睡眠剥夺,为了更好地探讨睡眠剥夺对民警认知信息加工能力的影响,以更好提高民警打击犯罪的能力,论文展开了相关研究。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发现睡眠剥夺对民警认知的注意、记忆、预判、决策等方面产生损害。公安机关管理部门应重视加班引起的睡眠剥夺、认知损害等情况,制定科学对策以降低睡眠剥夺对民警认知信息加工能力的损害,保证民警能够科学执法、安全执法。

简介：政治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新形势下,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从理论学习、政治生活、工作实践三个方面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这对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面临教学方式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人才培养目标模糊、人才培养缺乏实践等问题,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瓶颈与挑战的同时,又存在诸多的社会期待与发展机遇。在社会日益发展与进步的时代,我们更应积极探索适应现代法治社会建设与发展要求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一项教育工程,更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和政治工程;将社会人培养为法律人,再将法律人培养为卓越法律人,是我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构建一个联系、灵动、开放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卓越法律人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