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已波及全球。中国素为礼仪之邦,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持久且深厚。近来,除了继续围绕国家"大传统",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之外,关注民间"小传统",探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非制度性因子,正逐步深入。就广西而论,学者运用"文化—经济"分析模型,探讨了近代本土礼俗文化及其若干经济发展问题,但研究略显"泛民俗化","消费研究"还有待完善。桂东南区位优势明显,礼俗消费及其"礼俗史"发展独特,建构出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等特色于一身的"礼俗经济"体系,是深入研究广西传统"礼俗消费"的一个典型实例。
简介:人口数量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他们关于宋代城市等级的看法,研究思路都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记载中偶存的宋代城市人口数据的片断信息,归纳得出结论,但相互间歧见颇大。其实,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宋人的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因此在时人意象中城市规模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都城百万家、路治十万家、州军与重要县城万家以及一般县城数千家这样几个等级分明的序列。这说明至少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讨论宋代城市发展史不应忽视这一史实。
简介: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历史上却有一些传统说法和既定事实。唐宋以来,牡丹、梅花雄视群芳,深受人们推崇。明清时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深入审视上述国花有关历史,有这样几点经验和启迪值得注意: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决议、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牡丹、梅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蓄、国家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