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金东仁的《土豆》(1925)和李泰俊的《农民》(1939)是韩国现代文学中描绘华人形象的代表作品。《土豆》中的“王掌柜”是首次出现在韩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也是当时朝鲜社会剧增的华人的典型代表。然而,该形象被描写成非道德的、反社会的人物,而促使这一形象生成的中心媒介就是“金钱”。透过该人物形象,可以窥视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朝鲜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农民》中的华人形象是聚集韩中矛盾焦点的主人公。但是,评价以万宝山事件为背景出现的这些华人形象时,需要了解当时韩中之间的民族矛盾是由日本的殖民政策和舆论炒作所造成的,只有对这些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以正确的逻辑进行思考。但是,以万宝山事件为背景进行叙述的小说《农民》并没有抓住这点,只以朝鲜人取得水路开垦的胜利而收尾,并把与朝鲜人对峙的华人集团塑造成暴力团体,可以说,这是创作过于疏懒的结果。这种试图将超越意识形态的问题集中在民族层面的文学形象化,对后来朝鲜对华(人)的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批判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
简介:1984年6月18日和20日,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主要阐述了新小说和传统小说,即通常所说的巴尔扎克小说的区别;同时也谈到法国小说从巴尔扎克以来的发展和演变,新小说出现的必然性等问题。罗伯—格里耶的报告内容十分丰富,但限于篇幅,现只刊出6月18日报告的一部分,供读者参考。题目是译者所加。在这一部分中,罗伯—格里耶主要谈到了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小说在人和物的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说,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小说中都有大量的对物的描写。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和物具有一致性,即人的性格和物、环境是一致的关系。新小说中的人和物之间则存在一条鸿沟,物对人来说是陌生的。而这种陌生关系是现代人同世界的的关系不断扩大的脱节造成的。他认为新小说家都感受到了这种人和世界的新的关系,而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可以作为这种体验的理论根据。基于这种看法,罗伯—格里耶把新小说以及新小说以前的一些作品如加缪的《局外人》都称为“陌生化”小说。这样他就把新小说理论同西方文艺批评界在探讨文艺创作方法和效果时提出的“陌生化”原则联系了起来。“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和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这一派重要批评家之一施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方法的艺术》一文中说:“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见托多罗夫编译俄国形式主�
简介:笔者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探究物理学知识中能量守恒原理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特意分析和研究了《势力不灭论》,力图通过研究这一论著来探明物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知识在中国到底是怎样传播的。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势力不灭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是这本物理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物理学知识理论的论述,其中的著名理论有能量守恒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等,它的底本其实是由《通俗科学讲义》翻译而来。《势力不灭论》中涉及很多的科学问题,比如以前在物理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永动机理论、天体演化问题、宇宙热寂说等。《势力不灭论》最早是由中国人独立从西方翻译来的著作之一,文字翻译准确,对名词术语的处理也恰到好处,能够对著名的理论原理进行科学准确的传播,是一本非常具有价值的翻译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