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含泪的白茶花》的作者试图作一次有意义的尝试,那就是把言情趣味和批判现实的文风在他的小说中间统一起来。在目前的创作趋势和阅读风习中这种尝试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作家,他既要保持作为作家的风度,又不想因为太雅正而失去读者;而且,一个作家,他既想他的作品拥有大量的消费,而又不想失去文学的醒世劝谕功能,他往往会选择这种把可读性与寓意性联为一体的创作方式。这种机敏的选择使作家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他所获得的一种超然是,一方面,他既用不着担心受到来自读者方面的冷遇(虽然这仅仅因为是由于趣味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用不着忙于应付来自批评方面的伦理道德上的苛责(虽然这仅仅是由于主题的原因)。这样,他的作品总在你忘怀于一大堆情感事件的同时提醒你注意观察事件背后的黑灰色的东西,甚至在你正感觉轻松时给你一个沉甸甸。照一种新锐的观点来看,这种创作方式是不纯粹的,因为它既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那样的纯粹的艺术,也不属于高头道德讲章那样的纯粹的道德。它是两头兼顾非而顾此失彼的,甚至它主观地要求我们从小说中汲收道德正如在道德观中写下小说。因此我们有理由赞同,这种寓意或警醒或譬喻是实属需要的。生活并不容易,我们可以从文学中获得的哪怕是与自己
简介: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