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各个国家由于文化和背景的差异,往往表现在习俗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有趣的是,这种习俗的差异有时竟然表现在对数字(numbers)的看法和理解上也各有着其他各国意想不到的偏差。比如在我国,人们大都喜欢“6”和“8”这两个数字,因为在中国人看来,“6”就代表“顺”,所以有“六六大顺”的说法;而数字“8”由于与“发”(发财)近音。有时为了要选一个带“6”或“8”的电话号码,人们不得不要多花上一笔“运气费”,而像带有诸如“6688”这样的吉祥数字的电话号码,更是身价倍增。但是反过来,中国人一般不大喜欢数字“4”,因为它与“死”近音,让人感到一种霉气。在英美国家,因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人们对某些数字的看法也有着其特定的内涵,本文主要研究了不吉利数字在英美文化中的渊源以及现代欧美人为克服迷信心理所做的贡献,以此来帮助大家在语言环境中准确使用以及客观认识这些数字。
简介: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现任该系主任,《符号系统研究》(SignSystemsStudies)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在国际符号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编写的重要作品包括《阅读霍夫米尔:对生物学的再思考》、《朝向符号生物学:生命是符号的行为》、《理论生物学讲稿》等。库尔教授是新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新塔尔图”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门的符号学系开始算起。新学派的研究主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将符号学视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之科学,这也就意味着对魏克斯库尔和西比奥克(该系设有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符号学思想的倚重,也意味着符号域思想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较之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着重于文本研究的莫斯科一塔尔图学派,新学派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国内学者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和伊万诺夫等人之上,对新塔尔图学派尚无引入和介绍。因此,本辑特邀库尔教授进行专访,请他就新塔尔图学派对原有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推进,以及现今的主要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由此创造一个与新塔尔图学派进行对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