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理论多借鉴国外理论，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然而，德国学者将两者区别的目的是想将违警罪排除于刑法外，意图在立法上明确划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日本学者讨论两者的差异，立论的目的在于讨论行政刑法是否可以不必完全适用普通刑法总则的问题，强调只要在形式上区分普通刑法与行政刑法即可。两者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问题，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立法上，两者的区别是为了寻找自然犯与法定犯入罪上的差异，并为具体类型的法定犯入罪提供指导作用。其区别体现为法定犯的超常性。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论证，首先，法定犯将市民社会里较高层面的道德纳入其中，这无形中拉高了最低限度道德的底线；其次，法定犯除体现市民社会愿望道德的诉求外，更多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要求。

简介：清代量刑制度在立法上具有法定刑绝对化，量刑幅度固定化，量刑情节法定化等特征。司法官员对自身无判决权的案件能够依律量刑，但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在量刑上有较大的自由，这与司法官员维护社会和谐与施行仁政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法国对警察的司法监督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它被当作一种可行对策来对付警察下述倾向：总是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嫌疑人的身上，忽视或隐匿重要证据。作者根据自己对法国审前程序的实证研究，认为直接介入性的监督既不是法律文本的预期，也不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预期。作者在观察、访谈与问卷的基础上，考察了职业文化在理解司法从业人员日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警察与监督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充斥于审前司法所有方面的合法性理念中监督者“司法官”地位的体现方式。

简介：若以诉讼立场为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二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

简介：物权在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刑法具有保护物权的优势地位；司法实践中刑法在保护物权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行刑事立法对物权的保护也存在一些问题。

简介：近年来,基于权力规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我国法学界对秘密侦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相当多的学者缺乏起码的刑事侦查专业背景,加之对我国的秘密侦查实践不甚了解.为此,我们对秘密侦查的概念、特征、分类及其表现形式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深入探讨.

简介：人们对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范畴进行研究和探索，经常要作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一范畴或现象追本溯源，进行历史考察。列宁也曾经说过，“最可靠、最必需、重最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一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

简介：

简介：庭审度改进与完善之我见宋军当前，关于庭审改革的意见中，以对抗式替代职权式的呼声较高。但笔者认为，庭审制度是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对它进行变革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切不可无视我国检察机关的特点，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盲目照搬西方某些国家实行的对抗模...

简介：美国检察制度及相关法律繁杂，相关成文法会同判例法及行业规范，相互交错，深刻影响着美国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其经验与教训为各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难得的学习与借鉴模板。在科学与务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美国检察制度中某些合理的内核、理念与制度有可能为我所用；而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亦可成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前车之鉴。

简介：对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进行区分，可以更为精确地表述行为的性质，而且，这还是当前“双轨制”处罚体系适用的前提。但是，形式标准说、必要防卫标准说和伦理说等都难以划分两者，最终只能根据法益保护“基本规范”揭示两者的不同。免责事由为裁判规范，其之模糊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基本规范的消极要素的正当化事由系行为规范，其之判断应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有些辩护事由具有双重性，既能阻却部分违法，也能阻却部分责任。坚持两者的分立，不违反禁止多重评价原则。

简介：

简介：虚拟财产是网络游戏软件中的软件模块运行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影像,它不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价值,不属于财产。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扰乱金融秩序,严重违反金融法。保护虚拟财产,将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犯罪化,不但遏止不了虚拟财产盗窃案,反而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多这样的案件,并且会诱导更多的青少年和社会精英加入游戏队伍,造就职业玩家,催生网络劳工,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还会使国家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引发通货膨胀。因而,法律应将虚拟财产严格限定在虚拟世界,严禁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并应增加虚实交易罪。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李忠诚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保留强制措施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强制措施，对于正确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证据开示,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和透露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的作法和程序.证据开示制度是实现审前信息交流的重要装置之一.在具有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如法、德、意,证据信息的透露和提供往往是通过被告人或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在表现形式、透露范围和方向以及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阅卷权与证据开示制度构成了审前证据信息交换的两种典型形式.与职权主义主导的诉讼形式相比,在对抗式和存在对抗式因素的诉讼形式下,证据开示制度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

简介：聂树斌案件反映出我国诉权缺失的司法状态。诉权缺失包括两种模式，即诉权可处分性的缺失和诉权程序主导性的缺失。在我国，造成诉权缺失的深层原因是诉权背后的宪法性义务的弱化造成了权力的私有化结果。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补正我国缺失的刑事诉权。

简介：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较为普遍.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自我归罪的表现,同时又能生成新证据,因而具有法律意义.翻供虽然具有降低诉讼效率的负面效应,但翻供者的人权应当得到充分保障.在我国,翻供的产生具有深层的制度原因,因此解决翻供问题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即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转换侦查思维方式、扩大辩护律师的诉讼参与、防止刑讯逼供等等,从而确保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基础上切实减少翻供发生.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具有宏观指导、案件决策和内部监督职能。由于有些地方检察委员会机构不健全，委员任职不够科学，议事议案范围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检察委员会作用和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检察委员会工作，促进检察委员会科学民主决策，应当从完善和创新检察委员会工作入手，树立检察委员会决策的权威性，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