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上自由地表达。这既能加强民主沟通和舆论监督，也可能产生信息的肆意传播和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因此，要依据网络自身特点，通过法律界定这种话语权的自由边界，方能对自媒体进行有序化控制。

简介：<正>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通过,以及后来引用此文件作为国际承诺的根据等情况,引起了如下问题:各国缔结国际协定,但并不企图使它对缔约各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该种协定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呢?就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而言,三十五个国家的首脑和共他"高级代表",在最后一段中声明"他们决定依照以上文本所包含的条款行动"之后,在共有六十个印张的文本上签了字。在最后条款中的另一段,请求芬

简介：<正>目前将监守自盗以贪污罪论已不能体现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的盗窃犯罪从严打击的立法精神。因此,有必要对监守自盗的定性问题重新认识。笔者认为监守自盗应定盗窃罪,其理由如下:一、监守自盗的实质是盗窃,是盗窃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监守自盗的特殊表现在于行为人盗窃的是自己监管的财物。这只是一种情节,并没有改变“盗”的实质,不应作为改变其犯罪性质的依据。

简介：以维稳的现实需要展开，稳定系于宪法。要实现韧性稳定，必须疏通民众的权利表达、救济途径，落实宪法、实现宪政。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下，司法在中国维稳现实和政治生态中可以发挥更大的历史担当，即通过司法推动宪政的实现。

简介：关于自侦案件拘留权的行使,立法规定检察机关行使决定权,而由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但现实中公安机关只是开具拘留证,并由检察机关代为执行。而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既无法对检察机关形成监督制约,也无法提升拘留效率。纵观国外拘留权配置,强调对侦查部门的制约是重点,且一般强调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中对警察的指挥以增侦查效率。我国拘留权配置的优化路径也应从制约与协作出发。从制约出发,我国自侦案件拘留权的配置中应当强化侦查部门的对拘留权的事后监督和加强被拘留人的私权对拘留权的制约,而这种监督制约应从程序性保障方面着手。

简介：把稳你的方向盘——几位“的姐”被骗的人生启示录·王振·一服过二年刑的张建国走出大牢那年才２３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应邀去金湖参加朋友的婚礼，觥筹交错之中，一个叫赵伟的朋友提出想跑出租，托他帮忙搞一辆“二手车”，张建国曾玩过几把方向盘，对搞车这事儿心中...

简介：上海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策略，给对区内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保护造成了问题。从国际环境以及自贸区发展战略出发，对于区内过境货物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措施，并且从自贸区内开始，逐步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保护水准。在具体措施方面，要建立高效统一的海关、行政执法流水过程。以自贸区示范效应拉动我国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简介：<正>张琳珊、何新唐两同志在《法学季刊》第一期载《监守自盗以盗窃罪论处》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提出:监守自盗以贪污罪论处会造成法律适用与立法精神相脱节,不利于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领域的犯罪,不利于保护公共财产。因此,主张监守自盗以盗窃罪论处。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监守自盗是贪污的一种手法,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盗窃公共财物的行为。首先,监守自盗以盗窃罪论处无理论根据。张文认为,监守自盗与盗窃罪在犯罪构成上无明显区别。事实上,二者

简介：我国自贸区承载着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可供推广的＂制度试验田＂使命。上海等自贸区先行先试探索中的立法保障,是一时代新问题,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立法的合力,以多元化之保障举措,支持改革创新。文章对我国自贸区发展中的立法保障问题,作了几点展望：一是自贸区成长对立法保障的内在需求;二是自贸区改革创新对法律层面保障之需求;三是自贸区发展对国务院及其部委立法保障之需求;四是自贸区发展对地方立法保障之需求探讨。

简介：随着涉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及农村利益分化程度的扩大,农村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矛盾冲突也日益增多,在和谐成为发展主题、稳定重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头等大事。为了确保管辖区内社会秩序稳定、应对上级考核压力以及响应中央化解矛盾的号召,乡村治理者想方设法维护稳定,这样就出现了各种滥用权力、财力以及人力的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的纠纷处理以及稳定问题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本书作者张丽琴研究方向为农村法制建设以及乡村治理,近年集中关注基础纠纷处理机制的运作和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本书从宏观视角分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乡村维稳的责任、对象和方式,最终主要以两个镇(小林镇和灯笼镇)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村级纠纷调解机制的实际运作经过和乡级纠纷调解运作原理以及维稳逻辑。但是这种个案的研究存在某些固有的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其最明显的不足表现为典型性和全面性问题。

简介：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揭牌,承载着中国下一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全面试验的重任,上海自贸区成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试验田＂。经过一年多的运行,上海自贸区已形成包括监管模式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着眼于政府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基于目前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并借鉴国外政府管理的成熟发展模式和演变进程,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分析,提出上海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主要原则,并进一步提出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建议。

简介：知识产权领域的争议具有高度国际化、高度复杂化、利益保护迫切性以及利益保护隐秘性等特征。仲裁机制兼具广泛可执行性、专业性、高效性和保密性,故在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上海自贸区在知识产权争议的仲裁解决机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进行了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有效改进了仲裁的救济途径,保障了仲裁的专业性程度,提升了仲裁的效率。为进一步完善自贸区知识产权仲裁机制,今后应在立法中对知识产权争议的可仲裁性作出明确的规定,加强仲裁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并对各项具体制度作出优化改进。

简介：<正>英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法组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简称检察监督)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种权力,是社会主义法制系统中保障和促进立法、执法、守法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它具有国家性、专门性、规范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当代中国检察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人民检察院从过去单一的刑事检察,转入对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检察。四年多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不但在民事行政抗诉活动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简介：通过对中国34个产品自损案件和美国49个产品自损案件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关系规则、纯粹经济损失规则及“以危险方式致产品自损”规则是影响产品自损能否依侵权法进行救济的关键因素。中国法院不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很少采纳纯粹经济损失规则，认定不合理危险缺陷导致的产品自损，可依产品责任获赔。美国法院先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法院依纯粹经济损失规则拒绝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中间派法院认可危险方式导致产品的自损可依侵权法救济，少数派法院允许产品故障的自损依侵权法救济。中国受害人在产品自损领域获赔的可能性更高，与美国受害人在其他产品致害领域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简介：中国（上海）自贸区采取的有关国内企业设立登记、外商投资管理、境外投资监管、税收减免、自贸区管委会的设立等诸项改革措施与现行法的规定不符，是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废止或修改。地方区域性改革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是在相关法律未予修改的情形下展开的，也只能在相关法律修改前展开。这种情形下，区域性改革如何依法推进便成为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上个世纪曾经热烈讨论的“良性违宪／法”问题并未在理论上彻底消解当下所面对的困境。权衡维护法治与推进改革两方面的需要．地方先行先试的改革可以走一条概括授权“变法”的路径。

简介：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在其漫长渐进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发现真实、权利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有利有弊，处于变动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应趋利避害，在完善既存制度的同时，建立司法审查、证据开示等新制度，以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行。

简介：<正>有这样一个贪官,贪赃居然为自己立下标准:“收礼要定高指标,年终要算增长率”——这个贪官,就是原江阴市山观镇党委书记陆福荣。陆福荣可以称得上是靠聚敛不义之财迅速暴富的典型。1992年刚到山观镇任职时,全家积蓄尚不足5万

简介：＂上提一级＂是对省级以下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由其上一级行使的简称。其目的在于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实践证明,该制度的推行对于强化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具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单纯的逮捕决定权的上提割裂了刑事诉讼逮捕权与侦查管辖权之间的关系。自侦案件实行侦查管辖权与实际侦查权的分离才是解决逮捕权外部监督问题并实现侦查管辖权与逮捕决定权统一的有效路径。

简介：国务院法制办将教育部提请修改的四部法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建议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国包裹立法模式的先河。包裹立法就是为达到一个立法目的,而对散布在不同的部门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一次性的＂打包＂修改。这种修改模式能够提高立法效率,而且能保证法律体系中的内在统一性等,但它的实施则需要一定的范围与条件,它所适用的范围则是一部法律的变动会引起相关法律的变动,即有同类或同样调整对象的法律部门存在。同时该模式的适用对立法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