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因经济合同主要条款缺少或者不明确引起的纠纷,在经济合同纠纷中较为常见,也颇有争议。本文试就这类纠纷的处理谈些看法。一有的同志认为,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包括标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酬金,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的或按经济合同性质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及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缺少这些条款的合同均可视作无效。我认为,这一提法是对必要条款和主要条款的混淆。必要条款是成立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一般地说,应当包括:标的,数量,按经济合同性质必须具备的

简介：风险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近，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直觉地知道，我们身处其中的水、空气、土地、食品、药品、电力、金融、互联网等，都隐藏着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构成危害的潜在因素；离我们很远，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能让我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未来的危害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为了获得眼前的、可知的、有时是巨大的利益，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风险离我们很远的态度来对

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推定在许多情况下被误用了，因为人们忽视了它的根据。密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就“推定的根据”之性质、种类和功能；两种以上“推定的根据”之间的冲突；同一案件中两个推定之合理顺序；医疗事故诉讼中过错推定的根据；以及在亲子关系中的推定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出相应的处理规则和方法，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论减刑的根据陈明华，钊作俊研究减刑的根据，旨在明确减刑的合法来源和正当依据。减刑的根据决定着国家运用减刑权的有无、因此，减刑的根据是减刑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还是个“空白’：迄今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减刑根...

简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交流模式越来越普遍,而诉讼领域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电子证据。在美国,既有的传闻证据规则将大量有效的电子证据排除出外,导致案件裁断者失去了许多全面了解案情真实的机会。＂电子传闻证据例外＂（eHearsayException）的提出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将有价值的可靠的电子传闻证据从带有偏见或内容模糊的电子证据中过滤出来,赋予其可采性。＂电子传闻证据例外＂以＂最近获知例外＂（StatementofRecentPerceptionException）为基础,将适用的对象限定为描述最近事项的、非基于诉讼目的的、非匿名的陈述。这一例外的创设能够有效促进三类传闻陈述（出庭证人的传闻陈述、不能出庭的被害人的传闻陈述、不能出庭的证人的传闻陈述）进入案件裁断者的考量视野。

简介：从哲学乃至法律哲学的视角来解析刑罚根据论也许并不能提供终极意义上的根据论内涵，但鉴于哲学基础性的作用，以哲学的范畴来限定刑罚根据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将刑罚根据论建立在哲学的前提之下，为界定刑罚根据沦的内涵和地位提供哲学依据。

简介：一、前言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

简介：<正>针对近几年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的个别“暴发户”,为及时惩办经济犯罪,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腐化变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11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

简介：

简介：<正>在1990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张光博教授写的题为《谈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孙国华教授在《民主建设必须纳入法治轨道》(见《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一文中,就“争取民主”问题对张文提出商榷意见。在1991年第1期的《中国法学》上,张教授又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为题,对孙教授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是可喜现象,因为真理愈辩愈明,同时这也正是“双百”方针在法学领域中继续贯彻的一个表现。我拜读了这3篇文章之后,受益匪浅,但同时又感到有不足之处,似乎在统一认识和明确概念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欠缺。既然争论的是民主问题,那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为指导,这是论争双方的共识,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其实不尽然,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还有一个如何

简介：量刑是指在被告人的行为被确定为犯罪行为后，审判者在选择法定刑和量刑起点的基础上，适用量刑情节，决定对被告人刑罚的裁量过程。刑事司法过程中，刑罚目的应为报应目的和特别预防目的。预防刑不能突破报应刑．但可以在其以下调节报应刑。决定量刑起点之外的报应刑量刑情节应同时统一适用，由其先调节量刑起点，确定报应刑刑罚量．然后再适用预防刑情节在报应刑以下范围内确定宣告刑。基于此，更合理的量刑步骤为：量刑起点一报应刑（报应刑情节适用）一宣告刑（预防刑情节适用）。

简介：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的一个派生原则已为西方理论界所普遍承认。明确性原则不仅要求罪刑法定，而且要求对罪状和法定刑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新修订的刑法典，摒弃了过去刑事立法中“宁疏勿密”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尽量明确”的立法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基本原则明确；二、罪刑的明确化程度有较大提高；三、取消了三大“口袋罪”。

简介：广义研究公安学是现代公安学应有之义。“警察”窄化了Police，日本人使用之局限于“官方警察”。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用的。“公安”从来就有广义涵义。公安工作包含了不完全属于警察的保卫工作。削弱保卫工作是不恰当理解Police和狭义理解“公安”的产物。“公安”的实质是“人民治安”，(区别于“警察治安”)视人民为维护治安的基础力量。“世界公安”的时代将来临。当前在“警察”与“公安民警”的词义应用上有逻辑上的矛盾现象。限制警察权是历史性的“戒心”，“警察学”难被公认为大学科。公安院校的主课应称为公安学。

简介：

简介：<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11条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由于它是一个新定的罪名,加之一些规定未尽完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在办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简介：黑龙江省学员李大光等来信询问了一些问题,现扼要回答如下:(一)问:词法行政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司法人员?律师是否属于司法人员?答:首先看司法机关的范围:1979年7月

简介：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行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但为何能被正当化的问题。正当化根据的选择还影响到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行为相当性的判定、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以及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确定等。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的确定与违法性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方式以及结果无价值论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决定了在违法判断上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在正当防卫中存在着保全法益与侵害法益对立的双方,在法益的比较衡量中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在必要限度内丧失了要保护性,因此,保全法益优越于侵害法益,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就是法益衡量说内部的优越利益原理。同时,基于法益衡量说坚持＂结果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的思考进路,能够妥当地解决正当防卫的相关问题。

简介：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是指公司取得并持有了自己发行在外的股票.世界各国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问题主要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规定公司可以取得自己的股份,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限定模式,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我国的公司法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在原则禁止的前提下,许可公司取得自己的股份,并就取得自己股份的事由、方式、程序、后果等事项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简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多的一个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该存在自首,其存在自首的条件也具有某些特殊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不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基本适宜,不能将本罪以贪污或受贿罪论处,为便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有必要对该罪的法定刑加以具体量化.

简介：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是德日刑法当中热议的话题,被称为'犯罪论的试金石'。现在,责任共犯论与不法共犯论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的讨论主要是在惹起说内部展开的。只有与我国关于共犯的立法现状相联系,才能得出哪一种理论适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的结论。修正惹起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可能的。同样,支持修正惹起说并不一定说明在整个犯罪论体系当中应当采纳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