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法是武器,人是战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既要实行法治,也要实行人治,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简介：违法犯罪嫌疑人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有无举证义务？这，单从法律上，似无疑义；但从伦理中，从伦理和法律关系会通中，该义务若履行尤其是被迫履行，势必危及伦理，破坏法律关系，进而危及公序良俗美德，引起一系列难题，埋下系统性危害。为解此难题，避免和防止其危害，亲属容隐2000多年前从中国应运而生——该举证义务经深谋远虑审慎权衡而被豁免，并扩展、深化、提升为对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的根本性解答和解决，千年一脉、万里友声。亲属容隐之所以发生发育且长久而普适，生命力之一在植根本真、出于人性：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爱亲人、敦亲情、睦伦理，是人性之“素”，演化为常态伦理事实；此伦理事实当伦理和法律关系陷入两难的特殊情境中，则演化和建构起亲属容隐甚至伦理豁免这一类制度，解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而两全，并兼顾公序良俗美德而多全。历史表明：亲属容隐出于人性，寓长治久安之道。

简介：一、前论"无讼"[1]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自1980年代迄今,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有关"无讼"根源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申言之:(1)社会根源:家族制度本身的诉讼职能;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原始宗法氏族血缘关系"瓦解的程度;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性.[2](2)政治根源:专制国家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社会等级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契约观念与法治机制;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制度.

简介：中国侦探小说以担负侦破任务的侦探为主角，作家设计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件供侦探施展才华，剥茧抽丝，抓获案犯。围绕作案、破案大舞台多角度展示侦探与罪犯、罪犯与被害人、被害人与侦探等相互对立的多极人物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形象画廊。

简介：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多是从效率的角度来阐述的，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张从程序的功能——正义再分配的角度入手，探讨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通过分析，认为程序的类型化理论是程序设置在制度层面上的理论支撑，进而提出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也在于程序类型化理论，最终落脚于实现正义。

简介：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对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评估结果显示,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评价与课题组依据客观指标的评价出现了一定程度背离。公众主观认知不理性、不一致等主观偏差论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背离。评估数据显示,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是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法治政府建设举措仅为应付上级政府要求,不能切实地发挥规范行政活动的作用,公众也无法实际体验到行政活动规范化的提升。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反映了当下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缺陷,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等外部约束力量,方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效。

简介：如果把近代国家的治理理解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法制型的统治，那么，立法权的垄断以及垄断立法权的大规模运用（尤其是法典编纂事业）则是法制型统治得以确立的前提。某种程度上，如果进一步申言，那么主权立法者地位的确立与法典编纂事业的展开直接导致了欧陆各王国从中世纪司法式的治理到近代法制型统治的蜕变。这一蜕变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率先得以完成。下文将围绕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垄断立法权以及对垄断立法权的充分运用为中心描述近代早期主权立法者得以塑造的历史进程。

简介：＂安全带法＂（驾车时强制要求系安全带的规定）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法律,其广泛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安全带能大幅度降低机动车乘坐人的伤亡率的确信。但＂风险补偿＂理论论证了安全带法并不能使道路交通更安全,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安全带更安全的神话已经破灭,但各国的立法者对此却无动于衷,或许这可归因于法学的保守性、制度的路径依赖、社会选择的影响以及法学一定程度的不自足性。由此生发开去,立法活动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关系更加值得人们深思。

简介：遗传资源是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及其惠益分配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当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面临失衡，从表面看，是遗传资源分布与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实质则是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欧美文化与目前处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要实现公平分配．“关民共享理论”是其中的法理基础，“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为其提供现实基础。无疑．建立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保护及博弈能力，对于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惠益公平分享，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