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封建法典历来是诸法合体,没有刑法、民法和商法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日渐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03年,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能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遂增设商部,派载振、伍廷芳、袁世凯等参照西方各国商法编订商律。因商律立法技术复杂、内容广泛,一时难以完成。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于1904年1月24日公布《公司律》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和经营管理寺事宜;并在卷首冠以《商人通例》九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分及经商权利、义务等。于1906年4月公布《破产
简介:1952年5月1日《现代》杂志的创刊既标志着上海文坛在几个月的“灾难的岁月”后的恢复,也意味着中国办刊史上一个堪称“((现代》的纪元”的开始,最终创造了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准神话”。《现代》的非同人杂志的定位,决定了((现代》不想推动某种“思潮和主义”的非党派性,也因此可以海纳作者,广交读者,这的确是后来《现代》取得成功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办刊方略。不过,《现代》从杂志的得名即可看出它的“现代性”的取向。如果总结现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甚至对现代世界以及“现代性”本身的认知,((现代》杂志起的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作用。((现代》杂志在具体编辑方针,营销策略,宣传手段,广告运作等方面取得的经验,也堪称是现代出版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案例。《现代》上的广告也构成了杂志试图总体上塑造的“现代感”的重要一部分。不过客观上在“左”“右”对垒旗帜鲜明的30年代,《现代》想保持中立的姿态比高空走钢丝都难。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