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系统工程学是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等基础上,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尽管当今这门学科还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几乎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现在,有的国家的法学家已开始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去研究有关法学问题,一种叫做“法律控制论”的新学科正在应运而生。

简介：<正>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我们既要认识事物的质,又要认识事物的量,既要对事物作定性分析,又要对事物作定量分析,才能完整地把握事物。刑法学作为一门研究犯罪和刑罚规律的科学,它也是一门既定性又定量的科学。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对刑法学中的质和量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一、刑法学中的质刑法学中的质,是指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此刑罚与彼刑罚相区别的规定性。(一)罪与非罪的质的规定性什么是犯罪?我国刑法第10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个定义,是我们认定犯罪,

简介：情境是人和环境两大系统的交汇点，侦讯情境是对话双方作用于讯问环境的信息交流地。侦讯情境中的情景、背景与其人物，有共性和个性、规律性与典型性问题。侦讯情境的基本特性，有氛围性和临时性、封闭性和局限性、情境的延伸与超越等现象。侦讯的内外语境，也有情境互动性。他们双方的心理互动，与讯问内外的情境相关联。侦讯的对策性情境具有谋略性，它们需要运作环境形成一些暗示性语境，其证据暗示也就具有心证效果。探讨模拟讯问与角色扮演中的对策情境，它们需解决其真实性问题。

简介：强制登记主义的立法选择决定了企业登记创设力的产生。我国长期奉行的统一主义立法模式衍生了种种弊端，故实行证照的完全分离，将创设力的内容——企业主体资格和一般经营资格在表征形式予以区分更为科学。鉴于登记注册证为企业主体资格的表征，创设力的生效时间当以登记注册证的签发日期为准。

简介：<正>就行政处罚这样一个行政法学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言,袁曙宏博士的《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以下简称《行》)一书或许是一本并不厚重的行政处罚理论著作。从某种角度讲,这本书并未全面研究行政处罚所有方面的问题,对行政处罚实践中的某些重大疑难问题也探讨不多,因而不够丰满全面,这些也许是它的欠缺之处。但是,作者构思、写作该书的着眼点似乎也不在这里,该书的主旨不在于注释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处罚的各种规定,也不在于介绍行政处

简介：2005年对于中国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来说，是颇为尴尬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因为刑讯逼供的丑闻身陷舆论的“唾沫”中。1月23日，河北唐山七民警刑讯逼供案开庭审理，作为主犯的某公安分局局长、副局长均被判刑讯逼供罪；3月初，河南胥敬祥冤案和河北聂树斌冤案，几乎同时爆出当年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隐情，舆论大哗；4月初，被错误关押十一年的佘祥林无罪获释。佘向媒体披露了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详细经历，群情激愤。

简介：WTO协定第13条对特定成员之间互不适用该协定及其附件1、2的事项作了规定。由于翻译或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学界在互不适用条款(也称排除条款)的援引权利主体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台湾有学者甚至提出台湾对大陆援引互不适用条款的问题。这就很有必要对互不适用条款的援引权属及台海两岸互不适用的问题进行深入而客观的研究。本文在简介学界对互不适用条款援引权利主体的分歧观点和我国学者的WTO译本在互不适用条款译文相互冲突情形的基础上，依照解释公约的规则，从互不适

简介：翻译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论文，意在帮助认识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法院地法识别涉外民事关系的不足。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根据法院地法定性（识别）。那么对于本国法没有规定的外国法律现象，比如同性婚姻，应当如何识别呢？

简介：在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学呈现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在法律论证过程当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可以实现司法说服。数学本源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法律现象。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是数学作为方法论的本质展现,也是法律论证的理论升华。在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在法律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论证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当中,过度强调数学论证可能会忽视必要的价值考量,偏离法律理性和司法规律,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

简介：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并造成某种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是国家刑罚权扩张的一种表现。环境犯罪的规定便是其表现之一。然而在人与环境关系日趋紧张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无疑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本文关于环境犯罪的定义、客体以及归责原则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判定之上。但同时也隐喻了一个问题：肯定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却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扩张，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一。

简介：关于‘“回扣”，各国法律大多并不绝对禁止，但却对其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如美国的反回扣法，日本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等，我国的政策与法律对回扣问题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早在1981年，国务院《关干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的通知》明确规定：“一切社会主义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特殊主体收受回扣的行为作出了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

简介：<正>单位犯罪是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由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立法中都曾经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较多的问题,因此要真正地把握其立法之精髓,以便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地适用,尚需要一个不断领会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单位犯罪的研究和理解,本文拟从单位犯罪的肇始与演进入手,对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单位犯罪的有关界限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资共同研究。

简介：面对足坛"黑哨"的现状,司法应该介入.但是,只有明确"黑哨"行为可以构成什么犯罪,司法介入才有法律依据.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理解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具有两重属性,其职能的本质是行使法律授予的对特定行业的国家公共管理权.全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裁判属于"依照法律执行公务".裁判员吹"黑哨"的,应该按受贿罪处罚.

简介：一、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大意义司法通常指诉讼，司法公信力则主要指法院审判的公信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信服和认同的程度，司法公信力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内心深处对司法的感触和体验，属于道德范畴和心理状态，不能用强制手段来构建，这与具有一定公权力强制因素的司法权威性有所区别。当然，司法权威本身也应当包含司法公信力，只有具备公信力的司法权力才能构成真正的司法权威。

简介：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正>一、单位犯罪的概念1987年元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这

简介：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中,根据物证笔迹查找犯罪嫌疑人,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目前,笔迹检验主要是根据文检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分析综合笔迹检材和样本的笔迹特征,排除嫌疑人或认定作案人,这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非常重要,但笔迹检验不能只局限在定性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严格的程序化步骤和简明精确的表达方法.为使笔迹检验的方法更科学,结论更准确,更有利于出庭作证,我们在笔迹鉴定过程中广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迅速准确地得出鉴定结论,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依据,丰富和发展笔迹检验的手段和方法.

简介：贿赂与性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性贿赂是以性服务为交换而获得利益的行为．性贿赂入罪的呼声一直很高．但立法者总是持谨慎态度。针对性贿赂提法的科学性、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证据收集的困难性等问题．性贿赂的出罪派和入罪派从刑法精神、立法例比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性贿赂入罪应缓行。性贿赂入罪没有必要独立成罪（独立的罪名、独立的刑种和刑度），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调整现有贿赂罪刑度适用的情节．以缓解社会对立法者的压力。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随时都有权提出新证据。这种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与我国诉讼证据理论的实事求是原则相吻合，与我国民事诉讼追求客观真实的目的相一致。但是，为了对新证据履行质证程序而再次开庭或多次开庭，重复诉讼程序，拖延诉讼；甚至有的当事人搞突然袭击，设法拖延诉讼，致使提高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并有损法院裁判的稳定性。为此有必要总结借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有关规定，建立举证期限制度。

简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司法要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既要实现对行政权的有力制衡，又要避免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因此司法审查的“强度”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的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当本着有限审查的原则，依据案件的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审查方式，妥善解决行政争议，避免“过”和“不及”的双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