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一条为了规范省法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在法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福建省法学会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活动规则。

简介：信赖法则是以保护信赖为正当性理由、以与常态法的悖向性规定为特征而在两大法系现代私法领域中得以聚合的规则群。它是信赖原则指导下所涉领域最宽、波及内容最广的规则体系。信赖法则之称谓可以在不破坏法律要素的既有理论、充分尊重信赖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石与准则作用的前提下准确揭示与概括该规则体系的内涵和本质。两大法系信赖法则均为开放性的规则体系,代表着现代法的方向,是现代法安全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民法无需对大陆法或英美法的信赖法则在取向上做严格限制,应赋予其一般条款的法律地位。

简介：正统法的定义突出了“意志”的地位，而“意志”的最大特征是偶然性和主观性。将偶然性和主观的事物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使得法学至今难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也很难称得上一门具有科学品质的学科。法学应该讨论实在的现象，而“实在性”不是以“成文性”为依据的，否则会使法的真相沉溺于感觉经验之中。法学应把真正有效的规则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把“伪规则”摒除在外，并在深入理解规则过程中，发展法学自己的科学方法论。

简介：法律行为是市民社会主体为自己的权利变动创制私法规则的行为，该规则必须经过国家意志的承认，才能成为政治国家处理该法律行为之债引发纠纷所依据的法律渊源。代理授权条件完全是市民社会的效力规则要件，而法律行为的成立效力，才是代理制度与法律行为的契合点。代理制度，是法律行为成立效力是否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判断规则，而不是代理法律行为的生效规则。

简介：法律经济学上的“卡一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一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简介：一、法律——规则构成说（一）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法律和法律制度是从极其复杂的社会事实中抽象而出的，这是英国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的一个共同信条。坚持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的结果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它通过社会事实的考察而发现；法律应该是什么是另一回事，它通过运用道德规则而发现。对这两个普遍原则，哈特和古典分析实证主义持同一看法。

简介：司法潜规则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具体表现为自由裁量权过大;无原则的量刑迁就;侵犯人权的诉讼拖延;变相放人的监外执行等等.其产生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的忽视;转型时期司法权力的异化;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今天的司法正义是潜规则下被扭曲了的正义,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树立司法权威,加强程序法制;加强司法监督和权力制约;加强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简介：信赖规则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私法上产生的概念，英美法称之为允诺禁反言规则，大陆法称之以权利外观原理为基础的信赖责任(规则)。它在私法体系中产生，并在公法领域中扩张蔓延；它打破了英美法古典的对价中心理论，修正了大陆法传统的Gewere原理；我国民法中虽未有信赖规则的称谓，但信赖规则却已渗透于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本文拟对信赖规则的内涵、性质、特征等作一法理学意义上的研讨，并对信赖规则与缔约过失规则予以比较，以期对信赖规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走出信赖规则的认知误区。

简介：有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及无效制度仅仅是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不妨碍其他民事规则、行政法规则、甚至刑法规则同时适用。合同无效有时可以更好地惩戒不法当事人,但有时却使得不法当事人逃离合同约束,从其非法行为中获利,甚至还会损害合同善意相对人以及和合同相关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的区分,能有效保护善意相对人和善意第三人,有力地回应现代商事交易安全的需要。

简介：本文通过对“本身违法规则”与“合理规则”产生、发展和适用过程的分析，在法学界以往对这两项规则功能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们是联结反垄断政策目标与制度的桥梁和纽带；认为它们不仅是法律实施阶段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规则，也是在总体上判断有关行为违法性的方法；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下解释和实施反垄断制度的规则，对于理解和实施成文反垄断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简介：辩护律师的言论自由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国际人权规则和一些典型国家的立法规范都对律师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制。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要求律师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遵照法律和公认准则以及按照律师的职业道德行事”。各国都并不一律禁止律师发表庭外言论，但限制律师发表对实体公正有损害的言论、禁止律师发布虚假信息。但律师可以发表对审判公正没有实际损害的言论、与程序性信息有关的言论、消除他人言论的负面影响的回应性言论。我国应当借鉴上述规则，修订《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一百六十三条，在规定禁止律师发布“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的同时，通过安全港规则、回应权规则、真实性规则将其具体化。

简介：司法解释体系在处理买卖、租赁等多重债权问题时,基于不动产、普通动产及特殊动产等规制对象的区别,设置有先行占有、支付价款、合同成立时间以及交付效力等判定因素,从而成立争议命题即＂债权顺位规则＂。该规则对于实际履行对象的安排,系双重考量效率与风险,体系上自洽性与阶序安排存在讨论空间,在形式上有违债权之相容性。该顺位规则宜视为基于法院纠纷解决程序而衍生的实体规则,其作为法官对待个案争取＂同案同判＂的审判标准,于审判环节之外不构成优先债权现象。

简介：<正>一个工厂或矿场,为了有效地组织生产活动,必须规定职工所应遵守的各项义务以及违犯义务时的惩罚措施,这种规定内容多以规则的形式出现,在工厂里即称之为工厂规则,在矿场称之为矿场规则。厂矿以外的企业,为了有效地组织本单位的业务活动,同样可以制定这种规则。本文所说的工厂规则,并非仅限于工厂里的规则,而是泛指一般企业里所制定的

简介：违约金酌减规则是应对违约金数额过高而产生的特殊规则，其实质是赋予法官对合同自由进行等价有偿的干预。酌减规则是针对惩罚性违约金数额与其所担保的利益不等价而设计的制度，只适用于惩罚性违约金，而不应适用于赔偿性违约金。违约金酌减以违约金约定有效成立、违约金请求权已经发生效力并继续保持效力为构成前提。在债务人主张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法院须根据债务人提供的事实予以判断，而在判断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时，应抛弃以实际损失为基点的模式，而应考虑债权人基于合同可以享有的所有利益，具体根据违约情况、违约结果、债务人利益以及合同损害继续发展的状况综合衡量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

简介：中国证据排除规则宜称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补救与排除的对象包括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证据的补救方式包括补正、证据重作（重新取证）、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都具有补救可能性,但两者在补救与排除的顺序、补救的侧重点以及难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非法证据,应当贯彻先排除后补救的原则;对于有补救条件的,应当通过证据重作的方式补救其内容.对于瑕疵证据,则应当贯彻先补救后排除的原则,主要是采用补正、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对于不能补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简介：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中,永康民间票据交易市场中民间规则的生成、执行及互补呈现出与法律相异又联系的另一幅图景.从规则生成角度考察,民间规则的生成需要数量和品质两个条件,人际网络的结构对这两个条件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规则的执行角度考察,民间规则利用学习的机制在人际网络中传播,由关系专用性投资、重复博弈、声誉影响、内化性规则、互惠利他主义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其执行;从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考察,民间规则与法律应当形成互补的局面,它们至少存在熟人之间的民间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法律形成互补、法律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民间规则外部性等互补的可能性.

简介：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简介：如何在保护产权的规则——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之间进行选择?Calabresi和Melamed(1972)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指出当交易成本低时适用产权规则、交易成本高时适用责任规则。后继研究放松了Calabresi和Melamed(1972)完全信息和成功交易的假设,继续深入研究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事前投资效率等因素对财产规则、责任规则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体现了认为责任规则是更优产权保护规则的理论趋势。

简介：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第1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交纳办法》），并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那么，这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业外人士”的普通民众除了“收费项目减少了”和“收费标准降低了”之外可能对于此事并无更多感触，但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各级法院的法官们看来，这件事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好日子”的结束和他们对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今后日子难过”的慨叹。在他们看来，讼费规则的制定权当然应该是由最高法院来行使，而且此前一直是由最高法院在实际行使，所以应该由最高法院继续行使。现在国务院“越俎代庖”地出台了《交纳办法》，自然意味着讼费规则制定权的“无奈旁落”。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件事无疑应该是讼费规则制定权的再次旁落，且通过其之再次旁落，直接映衬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步履蹒跚甚至严重受挫。

简介：作为一种解决有限责任公司所面临的人合性危机的制度设计，股东除名规则的产生既有因应公司法实践需要的社会基础，也有来自有限责任公司的团体性、人合性及其自治性的制度支撑。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确立股东除名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则有所规定。不过，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股东除名规则存在除名事由单一、除名程序规则过于原则等问题，导致该规则发布伊始就落后于公司法实践需要并难以操作。为使该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股东除名规则得以发挥其固有功能，需要从除名事由的确定和除名程序的设计两方面对其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