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法的信息隐私权理论与德国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是评判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两种流行理论进路。前者虽看似将个人信息涵盖至隐私权之中,但与中国法意义上的隐私存在较大差异,且无法为大数据时代中的个人信息提供充分保护。后者虽强调个人信息的价值,但仅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一般人格权之中,未对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作系统区分。《民法总则》第111条应理解为个人信息权。以个人信息权为视角,个人信息与隐私在总体上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二者在内涵、外延、理论背景、价值基础、保护原则、权能范围、侵权判断、责任承担各个方面均存在区别。

简介：美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路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一方面扩张个人隐私权保护来对抗政府或第三方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另一方面发展个人权利保护手段的个人信息自我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互联网进入商业化发展阶段,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业自律框架逐渐成形,主要内容包括行业法律规制和互联网企业自我管理.现今,美国已形成以隐私权为单一权利基础,行业自律为运行框架,个人信息自我管理为保护手段的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机制.然而,这三者结合的保护模式在大数据时代出现实行不畅的问题:作为权利基础的隐私权范围无法涵盖急速扩张的个人信息权利;行业自律规制受到企业垄断地位和不透明运营的影响而失去实际作用;个人信息自我管理机制一方面受到膨胀的互联网企业力量挤压,另一方面受到个人信息的权利意识薄弱影响,难以起到保护手段的作用.本文通过梳理美国个人信息保护路径发展历史,分析其经验教训,以期对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有所裨益.

简介：个人信息对个人生活和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个人信息流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使个人信息容易被侵犯，我国刑法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化。本文对首先探讨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的理由，指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还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的建议。

简介：面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并存的新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显得力不从心用户控制模式难以继续奏效,数据控制者的设定受到挑战,事后救济模式遭遇质疑,法律中心主义亟待拓展.对此,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隐私设计理论很好地回应了新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获得国际组织及各国的高度认同,被誉为下一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举措.隐私设计理论强调事先积极预防胜于事后消极救济,主张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通过设计嵌入系统之中,成为系统和商业实践运行的默认规则,给予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以实现用户、企业等多方共赢,这一理论可以为我国今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工作提供重要借鉴参考.

简介：信息社会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刑事立法顺应了惩治此类犯罪的社会需求，将该类行为入刑。但是相关规定还应加以细化、完善。并且，刑罚预防应当与犯罪预防相结合，只有做到事发前预防、事发后严惩才能真正遏制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从而真正做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严密保护。

简介：“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电话号码、邮箱、住址、照片、影像、账号密码、社会关系、财产状况等个人信息被不当收集、恶意泄露、随意篡改、非法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简介：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多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但相关立法的定位存在偏差。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主体)的联系仅在于该信息可以识别某人或与某人存在联系,而这不足以使个人控制该信息或使其归属于个人支配。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发端于个人基本权利(人权)保护,保护的是人的尊严所派生出的个人自治、身份利益、平等利益。个人信息不等于隐私,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不等于隐私保护规范,但隐私保护是个人信息利用的前提,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个人信息安全有别于公法保护的安全利益,前者只是一种个人权益,由个人信息保护法调整;而后者属于公共利益,由刑法保护。只有区分需要保护的这些法益,才能正确地理解和移植源自西方社会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正确地建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规范。

简介：<正>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运用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加速了政府传统治理方式的变革。凭借发达的科技,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无所限量。政府高度依赖机关间相互合作、信息比对和信息快速处理的结果,将使个人符号化与透明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与政府信息处理能力相形对照,个人事实上已被物化为数据库中以数字或文字为载体的微小客体。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个人对其信息应享有什么性质的权利?政府公权力高效运作的

简介：计算机网络的存在和发展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处理提供了方便与支持,有一利也有一弊,在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个人信息处于危险的环境中.针对这个问题,文章在阐述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基础上,以“王某与‘北飞的候鸟’网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为基本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网络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策略.

简介：我国于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虽然确立了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精神，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理论的具体刑法保护方面也仍有着较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如对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罪过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探究与明确。本文主要从相关的立法评价、司法认定、立法改进三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并结合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相关方面较为成熟的立法及适用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大陆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尽一份微薄之力。

简介：当前，因个人信息被侵犯而引起的频繁的骚扰电话、短信干扰着公民的正常生活；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的绑架、盗窃、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影响着社会治安秩序。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简介：与隐私权相较,个人信息权是一种网络环境中的新兴人格权,可以经由《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条文确立。我国可以采用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保障个人信息权。自律模式部分,网络隐私权保护组织以及第三方认证机构可以逐步独立。我国应当以司法途径与管理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网络安全,在线上身份证制度的构建上,应由《网络侵权司法解释》作出司法导向。现有的"通知—删除"规则可以改制为"通知一删除一反通知一恢复"规则,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应网民的要求永久性删除信息,而是需要等待反通知期间,以平衡提供者的经营自主权、网络用户的信息发布权、权利人的著作权等权利,以预测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通知后的行为后果。

简介：证立法益的正当性方向应是将法益与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个人信息自决权,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但是直接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均衡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是超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超个人法益的合理性,可以从刑法理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证立。在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刑法解释应保持谦抑与理性。

简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犯罪学中的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拓展到危害达到行政法评价程度的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具体可表现为擅自披露、擅自提供、非法买卖、超目的使用和冒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与难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广，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信息化社会的顽疾之一，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效的保护个人信息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必须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防控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简介：人格尊严和信息自由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主要法律价值，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还原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构成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背后最核心的价值冲突。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维护人格尊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而追求个人信息自由流通，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要求。面对此价值困境，我国应当在保障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兼顾信息自由，这是回应现实问题、保护人格利益之必须。

简介：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即去除个人信息数据中可识别性的过程,包括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去识别个人信息仍具有人格权及其衍生的财产权益,也涉及到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的社会法益,两者均应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范围。运用去识别与再识别技术收集个人信息,须承担防控个人信息和公共安全风险的法律义务,刑法规制须注重个人信息安全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衔接协调;个人信息去识别行为的中立业务性质与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可作为出罪事由。刑法应在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保护和利用、入罪与出罪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简介：2010年6月8日，北京东方亨特商务调查中心等5家调查公司1999名“私家侦探”，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而来自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三大电信企业的3名员工，成为泄露个人信息的源头。

简介：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越来越容易,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对个人信息的不当收集、利用和公开也可能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扭曲和恶意使用,对公民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造成严重侵犯。为此,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个人的信息加以保障。

简介：《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行为方式的完善,＂情节严重＂的细化,行为主体以及罪数形态几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进行探讨。

简介：《刑法修正案（七）》明确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保护范围,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结合办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的具体适用作一番探讨。本文将从所办案件入手,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剖析;认为在司法实践适用中,应该以＂折中说＂限定个人信息的范围,对＂非法获取＂应交给司法自由裁量解决,主要以受害程度,并辅之以信息数量、牟利数额、行为手段等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