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美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
简介:作为主管外交的职能部门,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塑造亚太”的主要实施和协调者。在所谓“塑造亚太”方面,美国国务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负责公共外交的公共事务局、负责网络外交的e外交办公室、提倡宗教自由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推广美式“普世价值”为己任的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等。后两个部门每年都要分别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和《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各国的宗教自由、人权等状况加以评判,以配合美国对亚太的塑造。美国亚太塑造策略的实质是以宗教和人权为借口,推销其民主价值观,以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多的亲关政权。对此,我们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简介: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简介:自2017年9月及12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了制裁朝鲜的第2375号决议、第2397号决议以来,朝鲜的国际生存环境仍十分艰难。朝鲜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外交举措,于2018年4月21日宣布停止核武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2018年4月与6月,金正恩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朝鲜半岛正进入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具历史性的变局。近年来,俄罗斯"转向东方"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并加强与东北亚邻国的外交互动。朝鲜近年来也基于其自身考虑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合作逐渐加强。俄罗斯与朝鲜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对于东亚区域稳定乃至整个国际局势将产生直接影响。俄罗斯也致力于在朝核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举措,以期在半岛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简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财富权利的转移,带来了文化权力的变化,形成多元并存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发展范式的转变,需要极强的国际治理。无论从文明意义还是从制度体系上,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体系意义的变量是中国,中国在国际权利财富和利益分配中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到理念规范,实现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我们在'百年大变局'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卓有成效的行动,不仅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动员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