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知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简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建立陆上安全通道以消解能源安全之虑、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俗化,消除国际“三股势力”滋生土壤,以东方智慧消解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围堵、遏制,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政治、经济风险与异质文化冲突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巴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一起协力应对,才能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基础.
简介: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简介:长期以来,外国渔船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一直是困扰印尼的重大问题。2014年上台的佐科政府采取强硬政策加以应对,且在非法捕鱼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作,将其从一般的公共议题升级为紧急性的安全议题。佐科总统、军队及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等部门构成"言语—行为"集团,通过言辞表达构建出"存在性威胁",即非法捕鱼在传统安全领域威胁印尼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是一种跨国犯罪,并在与民众互动中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印尼政府安全化非法捕鱼问题的动力包括增强防御能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渔民生存权,夯实执政根基等。而作为佐科政府的施政重点,妥当解决非法捕鱼问题,避免引起政治外交纠纷,则须进行相应的"去安全化",通过外交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
简介: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简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以2009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标志,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规定。然而,东南亚地区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障碍。从其内部看,有成员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及内部矛盾、对安全理念及共同威胁上的认知差异、武装力量难以协调合作、决策机制上弊端等因素;外部因素有: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未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只能是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及非传统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其过程必须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建立的一个多层次安全架构。
简介: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简介: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