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科学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宏观视角阐述交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论证现代交叉学科在新兴学科中的主流地位,它对科学发展整体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加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还对学术界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学术概念、名词术语及其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些不同表述和用法作了辨析。交叉学科实质上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从交叉学科的勃兴和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中,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从事科学研究要有跨学科意识,注重跨学科研究;高等教育要重视跨学科教育,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朝着文理渗透、多学科交叉和专业设置宽口径的方向发展,大力培养不同层次的通才;编辑工作者要优化智能结构,成为博学多才、“双专”(双重专业化)多能的复合型的通才。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简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中,将建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次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体现11个国家之间具有较高的政治安全信心和信任程度,为未来落实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保障。从许多方面来看,"南海行为准则"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施的现实基础,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建设提供了两个强硬的抓手。中国需要借助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的契机,与东盟国家建立和其他合作机制有联系但有所区别的南海合作机制,并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共同促进南海次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构建一个符合南海地区形势演进特征的新秩序,为未来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有利的环境。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简介:2013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这些讨论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如政府、政策、经济等普遍的关注点入手,较少以具体的节点国家以及它们内部的商业和社会组织作为考察对象.笔者认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的、一般性的建议上,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个具体国家、相关组织的操作上.本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为例,以跨界治理作为分析架构,探讨海外华商组织的发展和制度化进程,及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互相契合,进而使历史资源、社会资本和跨界治理在新的发展局势下找到确切的定位.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本文聚焦2016年7月13日至28日美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114篇,通过分析样本在呈现南海仲裁结果的过程中的媒介框架的运用,考察了其是如何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差异化地建构美、中两国的"我—他"国家身份。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将"自我"再现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正义的"我者",扶正了本国在亚太区域的作为"霸权国"身份的合法性;同时通过负面化地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的破坏者"、危险/不确定的"他者",定义了中国作为区域秩序"挑战国"的身份。其中,美国媒体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两类国家身份建构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凸显美国"霸权国"国家身份对现行秩序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二是建构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在观念意图上与国际现行主导性规范的对立性;三是强调东南亚盟友的弱国身份,强调"自我"作为区域平衡力量的重要性。在市场利益之外,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进行框架化报道也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对于某种国际或国内构成性规范的认同,通过国际传播新闻框架来建构和强化规范共识的过程。
简介: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