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发展中国家主要位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的南部,它们之间的合作通称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联合自强、追求平等权利和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活跃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南南合作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冷战时期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格局解体后,发展中国家作为被争夺的中间地带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南南合作进程一度有所消退。但是,发展中国家毕竟是占世界主权国家数目、人口和土地数量最多的国家群体,要在21世纪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仍是必由之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新世纪的南南合作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简介: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简介: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为改变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以强有力且积极负责的地方机构来取代新秩序政权的中央集权统一结构.本文提出了地方政治与乡村机构民主化的法律体制.印度尼西亚的所有乡村都已选出了其代表会议(representativecouncils),因此村长就不再是村社的唯一权威了.乡政府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它们无须经过上级批准就可以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然而,分权化和民主化虽很必要,但还不是发展农村和缓解贫困的充分先决条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积极约定必须确保规章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受到曲解,并确保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和地方管理.
简介: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和平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权利;以及战争时期,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易的权利。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进程之中:提出海洋自由原则、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否定私掠与海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用,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从历史来看,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具体来说,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继承、积累和固化。
简介:自1847年容闽赴美以来,中国学子远赴海外求学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将近160年,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艰苦奋斗使世人看到了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可贵精神。“中国留学生”是勤奋、刻苦以及“精英”的代名词,是响当当的“国际品牌”,他们很多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加入WTO后对国外教育的广泛放开,众多的中国家长和学子纷纷选择出国留学的道路,使中国海外留学生数量激增。据统计资料,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近20多年来,共有58.2万留学生赴103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然而,随着留学渠道的多样化及留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中国留学生中的存在问题也日益凸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3年中,涉及.中国海外留学生的谋杀案共12起,绑架案8起。中国海外留学生的形象也正面临危机。一些外国媒体把留学生与“垃圾”联系起来,使得多年以来的“留学精英”成了“留学垃圾”。在多伦多出版的中文报纸更以“赌博、吸毒、滥交”为题目,
简介:前言在国际化进展的过程中,对外宣传和普及本国的文化和语言,将其作为软实力加以利用的努力对包括日本的世界各国来说已是重要的战略课题。海外加深对日本文化和日语的理解和关注可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关系到日本经济的发展乃至日本的外交战略和安全保障。全世界的日语学习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持续增加,近年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喜爱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文化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学习日语的很大动机之一。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想要积极地加以利用,但也担心中国存在感的提升使得全世界对汉语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从而促使日本在外语教育领域中的存在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