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有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本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驳难。首先，在“述旨”部分，就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中的三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日”章、《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日”章和《孟子·万章上》“象日以杀舜为事”章），本文陈述了历代注解中最值得重视的看法，以此作为分析相关问题的根据。其次，在“析理”部分，就持论者对这三章的过度诠释，本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应当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而非从义务论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质言之，这三章都应当从“行乎中道”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抽象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最后，就持论者持论的不同层次，本文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圣人腐败论、伦理原则腐败论和文化心理腐败论是持论者持论的三个不同层次。前两个层次的漏洞比较明显，因此反驳也比较容易。比较特别的是第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心理腐败论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的看法实际上以大公无私的观念为基础的，这可能是持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公不废私的思想则是一种更为平实、更值得欲求的伦理观念。

简介：会计伦理作为决定会计人员行为的一种主要力量,是可以在预防经济腐败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的。经济腐败,需要财务造假的配合,会计伦理缺失引起会计行为异化,会计行为异化又导致经济腐败。文章首先对预防经济腐败的会计手段进行了阐述,进而指出了运用会计手段预防经济腐败乏力的根本原因是会计伦理缺失,最后在分析会计伦理在预防经济腐败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会计伦理环境、构建会计伦理制度等预防经济腐败的措施。

简介：<正>我国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关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也确有一些党政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参与赌博活动。赌博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禁赌应是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

简介：腐败防治事关国家存亡。在我国“小官巨贪”现象严重的背景下,从法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基层腐败防治问题,不仅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更具有伦理上的价值。本文从法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基层公务人员腐败现状和腐败原因,研究并参考了国外基层反腐成功经验。对“家庭财产申报”“特别风险岗位评估”以及“独立监督机构”等制度的构建或完善,进一步使我国反腐败立法更加完善,科学构建我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和廉明公正的道德风尚。

简介：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简介：性善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伦理学的规定。这里的所谓＂存在＂乃慧眼窥破＂天机＂之事实,这种事实成为人之为人的形上根基。性善作为一种存在,须在具体境域中方能发用,故儒家重视家庭人伦关系,倡导差等之爱。这是要在具体境域中让这种存在切实震动起来,以便培育壮大,然最终亦必然走向兼爱。明了人作为一种形上存在,则标举性善乃是必然的,荀子斩断了人与天的关系,只实在论地看人,其标举性恶亦是必然的。尽管荀子讲性恶,但并非为恶张目,而是希望通过＂化性起伪＂而引人向善。但这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故荀子隆礼重法。故性恶只能成就政治人与社会人,绝不能成就宗教人,而要成就宗教人必自性善始。作为存在论的性善论,可通宗教,亦必通宗教。

简介：王小锡教授与艾伦·吉伯德教授近期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一次学术对话,双方就规范表达主义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依据、元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对接、道德资本与道德作用的发挥机制等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简介：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学者艾里斯·扬和南希·弗雷泽围绕多元压迫之正义框架还是二元正义维度会更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联合策略问题，以及差异和承认政治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哲学论辩，所致力于揭示的是，如何使得正义的理念和实践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深层的颠覆性这样一个共同的议题。二者的正义构想异同及其争辩所打开的话语空间，一方面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努力一直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框架的依赖本身限制了理论自身的潜力而未能深层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