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公共卫生规制中,政府常常依据父爱主义原则对个人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以维护(或增进)个人福祉。当对非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弱父爱主义;当对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强父爱主义。其中,弱父爱主义因其是对行为人“非自愿”(非理性)的补正以帮助其恢复到“自愿”(理性)状态,因而较容易得到辩护。但是,强父爱主义是对行为人自愿的涉己行为的干预,因行为人并非欠缺理性,因而在论证上存在困难。在公共卫生规制中,弱父爱主义是对能力欠缺者的保护;强父爱主义是对个人自冒风险的防范。
简介:东西方心灵哲学通过各自独有的路径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同,即深入心底去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人之为凡为圣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进而成就了特种形式的由心性角度切入的圣学。钱穆的安心之学最具典型意义,在重构理想人格的构成件时,不仅正确揭示了圣人心理的构成、条件、形成机理,而且成功解决了中外哲学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问题,如他不仅重视真善美等价值的必性,而且强调圣人还有富、贵、吉、福、顺、寿等特点。这些为世界价值性心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然化意识和操作,但从实证科学角度所作的研究尚属阙如。这样的工作也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重视。
简介:兴起于20世纪初的道德现象学主张采用现象学方法分析道德经验。道德现象学涉及两方面的含义:处于现象学传统中的道德哲学和道德经验的现象学研究。道德现象学的研究目的有二:实践研究目标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道德冲突,而哲学目标则是为达成实践目标的成功而提供道德理论的基础。道德现象学研究必须满足四个标准:关于道德经验的、广泛的、独立的和坚定的。其研究方法分为两类:“内容”的方法和“泛型”的方法,具体研究形式是问卷法和内省法。道德现象学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成果,为解决道德研究之争论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对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实践具有重启发。当然,它也存在着现象学与道德研究的关系仍存争议等局限。
简介:20世纪20年代,维特根斯坦曾告别哲学,到偏远的山区当小学教师。我们可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经历,视为一次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弗雷泽《金枝》的批评,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人类学的关切。在维特根斯坦对《金枝》的批评中,他认为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功能性的,而是人类愿望的表达和满足。人类学的视野使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语言的多样性,并促成其中后期哲学的转向。而与语言的多样性相伴随的,是价值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在某种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但这里的'相对主义'与其说意味着'怎么都行',毋宁说是对绝对主义的批评。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