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约纳斯认为,有三个特征把动物的生命与植物的生命区分开来：运动、知觉、情感。动物生命的最大奥秘就在于它在直接的关注和间接的满足之间所能够维持的缺口。出于这一居间状态的原则,动物的运动、知觉和情感都涉及主体-客体的分裂。这一分裂处于整个动物性现象的根基处,也处于动物离开生命的植物模式的根基处。约纳斯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理解这一分道扬镳的性质。

简介：情感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既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本文致力于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情感进行一个全面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并为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角色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康德道德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道德形而上学的酝酿阶段、奠基阶段、完成阶段和“应用及扩展”阶段。在酝酿阶段,康德的道德哲学尚未成熟,哈奇森和卢梭先后对康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面三个阶段都属于成熟阶段,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里,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类型的情感被突出出来,服务于该阶段的目标。与此相应,成熟时期的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三类情感,即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主要是敬重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包含良知、爱、同情和友谊;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又包含三类:其一为本身与道德情感相类似的非道德情感,比如审美情感和宗教上的虔敬;其二为本身具有两面性的非道德情感,比如荣誉感;其三是本身在道德上为负面的非道德情感,比如权力欲和激情。

简介：解神话纲领是20世纪德国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提出的针对圣经新约中神话叙述的解释方案。解神话作为一种圣经解释方法具有丰富的解释学内涵。首先,解神话不是简单地去除神话,而是悬隔神话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具有解释学之去蔽的意义。其次,解神话不是把生存哲学强行套在圣经上,使之哲学化、现代化,而是借用其术语对圣经进行生存论分析,将去蔽后呈现出来的意义阐明出来,具有解释学之建构的意义。最后,解神话的任务是在具有实践色彩的宣道活动中得以实现,是通过人在宣道中的信仰实践活动来解开圣经的意义,体现为解释学的实践智慧。

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两种国家政治模式,即机械模式和有机体模式,这种隐喻并非单纯着眼于修辞学上的效果,而是着眼于其哲学上的造型功能,甚至是哲学思考和言说的本质。后世哲学中的＂概念隐喻＂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帮助建构他自己全新的哲学思考。类比思维不只是达到语言效果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正规的哲学思维方式,它表达的是无法用逻辑规则来限定的哲学思想。图型法和象征论在康德那里是把概念和直观联结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后者被当作前者的补充,为的是在涉及理性概念（理念）时补知性范畴（概念）的图型之不足,但它本身也成为建构一个超越于认识论之上的哲学领域（实践哲学和美学及目的论）所必不可少的枢纽,它在理知世界的原则无法使自己显现为直观的情况下,以现象上可了解的方式得到了描述。类比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被采用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类比的＂模型＂代替了＂图型＂的作用;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有机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为政治哲学中的那些理念提供了实在性的证据和理论的支持。康德在自然机械产物、人工制品（艺术品）和有机体之间所做的区别使政治实体在等级上凌驾于自然物之上,并通过将有机生命的合目的性原理转用于政治体制方面,而论证了民主共和体制对于专制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那种外在表面的政治形式,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康德的身体政治学也不同于古代由一部分（头脑或心灵）支配其他部分（肢体）的身体政治学,而是主张每个平等的成员都先于国家,而国家同时也先于每个成员,它既不是回归古代的整体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指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进步方向的。

简介：路·德·福斯和彼得·琼格斯在本文中分别讨论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信仰”概念。福斯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耶拿时期在谢林的影响之下开始提出并成为哲学的主题的,他后来的逻辑学和哲学都是关于理性的科学,只不过前者陈述的是理性本身,而后者陈述的是理性的现实性。琼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信仰”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一种否定性含义,指的是一种直接的、主观的认其为真,它与间接的、客观的知性认知相对立;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它开始获得一种中性含义,即指精神的见证,它是信徒与信仰根据之间的中介。

简介：康德的直观理论是由感性直观、想象力和智性直观三个层次构成的。直观在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道德哲学的著作中,康德明确拒斥了直观的作用,这种拒斥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中。然而直观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仍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康德借助于类比和象征,用可直观之物来表现不可直观之物。从象征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康德提出的＂德性义务的图型＂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在词源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文章首先分析和引证了＂gemein＂为什么会是＂下流的＂＂无耻的＂,阐述了没有个性和下流无耻的关系。文章力图借助词源学的方法揭示出,杰出就是意味着对起规范作用的边界进行挑战和游戏;而真正的天才总是可能冒着被时代误解的风险。

简介：本文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分析出发,梳理出二者对笛卡尔前提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证明二者的批判实则将笛卡尔开端中的“我思”理解为独立奠定表象世界秩序的反思性实体。面对误解,笛卡尔的文本足以为自己辩护。“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有限且不完满的开端,文章通过论证这一开端的有限性,“我在”和由此构建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试图说明笛卡尔对自我的发现及这一发现的意义,并就笛卡尔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做出回应。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简介：在精神成就创造过程中,难免地伴随着的是精神力量的衰败。这种衰败在哲学领域的体现即经验之路的展开,以及超拔之思的隐遁。在嘈杂的声音之后,精神救赎的路何在？如果连探寻的能力都丧失了,得到答案之途愈发遥远。

简介：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有学者将其视为与三大批判同样重要的＂第四批判＂。但相较于康德的知识论、道德哲学和美学等思想,康德的历史哲学受到的重视依然不够,这是与其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的。康德的历史哲学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对其进行的专门论述,而是康德目的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康德正是通过历史哲学阐明了作为理性自律的普遍法权和道德在受制于自然因果必然性的人类中是如何可能的,这一以法权和道德为目的的先验历史观是康德完成自己关于理性的建筑术构想、最终统一自由与必然的关键环节。

简介：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充满争议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识”命题中的“知识”尽管也包含道德知识,但主要指的是理智知识,不仅如此,他的这一思想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提升成了一般哲学层面上的观点,并且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在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康德区分了具有自然必然性的自然世界和具有自由必然性的道德世界,以及区分了研究自然世界的自然形而上学和研究道德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据此,他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把真与善区分开来,把求真(它以知识为目标)与求善(它以美德为目标)区分开来(它内在地包含了在伦理学的意义上把知识与美德区分开来),实现了在美德与知识问题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康德的超越其实是休谟区分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对美德与知识关系的正确处理,但是,如果不像康德那样把伦理学仅仅看成形式主义的唯动机论的伦理学的话,那么,像康德那样把理智知识完全排除在道德特别是道德判断之外的做法也会对伦理学造成某种伤害。

简介：实用主义与德国哲学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隐蔽而重要的内在关联,这一关联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新老实用主义对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上。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将这一关系概括为实用主义是一种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在罗蒂这里,自然化以及自然主义乃是作为先验哲学的对立面,即＂去先验化＂而得到论述的。因为罗蒂所理解的先验哲学基本上指的就是康德哲学,从而忽视了德国观念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对先验哲学的推进和发展,如此一来也就无法看到后起的先验哲学传统对近代表象主义认识论的成功突破,这一突破最早同时也是最为成功地表现在黑格尔这里。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并不像罗蒂认为的那样带来了一种先验哲学的自然主义化,而是将先验哲学导向了一种现象学本体论的方向。罗蒂的反表象主义走向了语言行为主义,但是他忽视了黑格尔式的反表象主义策略。

简介：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布伦塔诺如何尝试根据存在之类比的学说这一线索,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展开系统化。对存在者及其多重含义的追问集中于范畴分析。海德格尔对布伦塔诺解释中的这一决定性要点的解读,是极具批判性的。他的批判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对传统判断理论(作为真理的位置)的解构,然后是对存在(ousia)的时间性解释,最后是存在的真理含义的明确提出。与布伦塔诺不同,海德格尔尝试以一种源初的发生方式揭示范畴的发生行为,这取代了布伦塔伦提供一种“范畴系谱学”或者一种“范畴演绎”的尝试。自此,重要的是,将构成希腊之现成范畴的背景的原初经验加以突出:希腊存在论的源始规定是从制作(poiesis)范畴中派生出来的。同时,要批判性地探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阐释的可能性和界限。

简介：现象学作为认识论,在对象问题上不同于近代认识论中的对象。近代认识论中的对象都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对象或自然客体。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中的对象是构造的意识对象,是意识体验中被给予的东西,是内在现象,或者说是内在意识和纯粹意识。现象学认识论中对象的初阶构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最为基本的意识的构造,另一部分是时间意识的构造。意识自身的构造共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体验、意向性、执态或行为、注意或统觉。时间意识的构造主要包括滞留、原印象和前摄三部分。

简介：先验客体概念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由于一方面其意义精微且有层次递进,另一方面又与若干概念意义相近,所以有些许模糊难懂。本文首先对先验客体的概念进行梳理,概括出其作为统一性本身、统一性的规则与客观性之保障这三重含义。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与物自体所体现的是先验与超验、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区别。最后考察其与先验主体的关联,进一步指出先验客体是先验主体统一性的对象化。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厘清先验客体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作用。

简介：通过质疑语言和规则之间存在强力联系的假定,该文认为我们从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讨论中并不能得出标准的解读观点,即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该文从区分语言和规则以及私人规则和公共规则之间的不同角度,为私人语言和私自遵守规则行为的存在作了辩护。该文指出,我们并不是通过遵守规则而理解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02节中说个体间的公共的规则不可能私自地遵守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存在私人规则的话,那么这些规则当然可以被人们私自地遵守。我们的推理过程和实际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私人规则。该文得出结论认为,私人规则的遵守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不同于公共规则的遵守而已。维特根斯坦需要在一种特殊的限定的公共意义上来使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