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走出“轴心文明”20世纪，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对人类文明史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原创概念：“轴心时代”，同时也给世界留下一个副产品：“轴心文明”与“轴心意识形态”。

简介：由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共同创立的对话伦理学可谓当代德语圈内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对话伦理学如何在道德怀疑论盛行的年代开创出一种新的规范伦理学说呢？基于对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早期对话伦理学著述的细致研读，我们认为有关“言谈的双重结构”的语用学发现在对话伦理学奠基中具有重要意义，而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在语用学进路上的差异与他们H后的分歧之间有着关联。他们的分歧主要源于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的不同进路。

简介：9月28～30日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主题为“社会变革时期的伦理道德问题”。中方代表团成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晨虹、焦国成、肖群忠、温海明教授和郭清香、张霄副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齐鲁学刊》杜振吉教授，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黑龙江大学关健英教授，东北农业大学武卉昕教授。

简介：12月28—29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主办，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协办。来自中、韩两国的2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其中，韩国延世大学朴荣道、罗钟爽教授，韩国京仁教育大学金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中山大学刘伟博士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金滞考察了丁若镛的民主规划，认为从“辨等”、士族的教化、土族的德性、小民教化等几个方面，儒家都为当今的民主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罗钟爽从儒家的“仁”与康德理性主义的自律性对比切入问题，探讨了关于儒家人权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的一大学术景观，就是“中”“西”“马”这三大思想学术传统的对话。时至今日，各方学者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已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合理分化和开放的表现，又是它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跨人现代性大门，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也将由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转化这一新的时代趋势，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高度地关联起来。为了顺应并实现这一客观要求，我们就要大力开发和调动各种思想学术资源，特别是促进“中”“西”“马”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流对话，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里要辨析和解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中”“西”“马”的对话何以可能？

简介：所谓“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涵义需要进行再诠释：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开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对话将构成其核心课题之一。其次，儒学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传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再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话性一直构成儒学传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最后，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至少应有三方面的贡献，即“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及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简介：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简介：12月27—28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6名青年学者，围绕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中的经济学与哲学问题、重思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颠倒”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这三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7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韩国圣山孝大学院大学孝文化研究所、韩国孝学会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美国的比较哲学与汉学家安乐哲教授、费乐仁教授、南恺时教授，韩国圣山孝大学院大学校长、韩国孝学会会长崔圣奎及11位韩国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前校长黎建球教授，湖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肖波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王泽应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相关专业葛晨虹、龚群、肖群忠、韩星、杨庆中、罗安宪、温海明教授等5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

简介：“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是无形的、隐秘的、不可言说的,它又被称作“太一”,是最初的泉源,万物的本原,由它生成天地万物。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基督教创世观有相通、相似之处,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本体论传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道与创世说完全可以平等对话。

简介：如果说肇始自一个世纪以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已经风光不再的话，那么这与其说是一个时代或原理之终结的标志，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方法”或让·瓦尔所说的“现象学风格”的哲学遗产的确立。作为一种追求纯粹原初性和确定性基础的思想努力，它早已悄悄地以各种不同的、乃至矛盾的要素和方式构成或激发了20世纪哲学的主要内涵（无论是现象学的，还是“反”现象学的）。

简介：学界长期以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体用之分对中西对话进行定位，除此“逻辑”视角外还应关注历史发展之维度。以佛学入华引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为镜，现今中西交流亦要走过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镜创新三个历史时段。不同文化传统相遇之初，格义比附在所难免，但随着对外来文化本义之真正理解及进而引发的推崇，外来文化会成为显学，本土文化反而会在一定时期被遮蔽潜隐。各种中西体用会通之说忽视了一个人不可避免会有立场或前见的问题，其实中西文化两个源远流长各具特色的传统很难讲谁好谁坏，中西比较对话更多的是相互提供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

简介：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1912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1978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1949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简介：7月15日在四川大学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学者共21人，以及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旨在推动宗教与文化间的对话，促进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晶研究员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盖建民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致欢迎辞。与会学者围绕民间信仰、印度佛教与哲学、佛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展开了学术讨论。

简介：近期整理出张岱年先生早期佚文九篇,均尚未收入《张岱年文集》、《张岱年全集》。现将其中两篇刊载于下。为便于阅读,特作如下说明：1.原文的篇章段落等格式一般保持不变。2.原文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原文中的年表亦按横排加以改作。3.字词以作者的使用习惯为准,不作更改,如＂表准＂、＂起原＂等;所补漏字以括号标明,别字保留并于其后的括号中补充正字,衍字于其后的括号中注明。4.原文中标点符号多有所缺,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在必要处皆补充标点符号,如古籍皆加书名号;个别地方则对标点符号作适当调整,如逗号改为顿号,以体现文意的完整流畅。5.对原文中偶有疑问者,于其后以括号注明,如列子年表中＂（郑）声公四（年）＂,应为＂（郑）声公三（年）＂。

简介：<正>谁是《周易》的作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谈清楚的,需要多占些篇幅,作较详细地说明。今传本《周易》,从表面来看,是一部书。然而里边有经,有传。在经里,又有八卦、重卦、卦辞、爻辞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何人所作,向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在传里,一般说有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亦称《十

简介：

简介：关于《新南洋》季刊的创办年波去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阅”《新南洋》季刊的所有案卷，令人费解的是国民党的一些大员们创办的这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始终未领到期刊许可证，这在国民党的期刊史上是少见的。１９４２年８月，南洋研究所所长陈树人、副所长陈立夫决定...

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正>《孟子》一书中有数处提及助法,如《公孙丑上》云:“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租税已经普遍采取实物形式,孟子却主张实行助法及劳役形式。人们从已经熟悉的“劳役—实物—货币地租”的演进系列出发,是很容易对之作出“落后”、“倒退”甚至“反动”的评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