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葛梯尔问题产生的实质是传统知识三元定义中的三个条件:真、确证、信念之间,尤其是确证与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针对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丹尼尔(DanielHoward-Snyder)等人从"可错主义"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加以分析和解决,而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则从"协作攻击"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回答。但是,丹尼尔对葛梯尔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所依据的逻辑命题是有漏洞的,而弗洛里迪的分析与解答则不能解释可错的经验知识的合理性。葛梯尔问题提示我们,确证不等同于真。一个信念的真与理由之间要有适当的关联,但与一个信念的真相比,知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为信念寻找理由。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念与真之间总存在一个时间的间距,我们相信一个信念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更多的是因为有好的理由。正是在好的理由的基础上,主体相信一个命题是真的。
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所谓“中止说理”,一种是强制中止.另种是自愿中止。所谓“实践智慧”主要不指前者,而指后者。当然,实际情况往往居于二者之间。概略地说,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论理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辩论、讨论、对话方式进行,其中说理在原则上是不被中止的;第二个层面是意识形态的活动模式,通过博弈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强制中止的;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哲学的活动模式,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其中说理是被自愿中止的。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弱自愿中止,就是搀杂了强制中止要件的自愿中止,以谈判(讨价还价)为模型;另种是强自愿中止,就是纯粹自愿中止,以协商(求同存异)为模型。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如果我们把哲学的理路划分为理论哲学理路和实践哲学理路,那么,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超越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实践哲学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生活认识和理论认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将一方还原或归结为另一方,但它们之间是互为关联的。理论认识归根结底是派生于生活认识,从而依赖于生活认识的,因而,人不可能认识生活之外的东西,即便那些不实在的或根本不可能变为实在的东西,它们也源于生活。生活认识不仅为理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的经验,而且为理论认识对自身困难的克服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理论认识有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之分,科学认识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的客观知识,哲学认识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范导或终极意义。
简介:哲学的开端与哲学史的开端不同,哲学史的开端是学术史的问题;追问哲学的开端是追问哲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根据。开端与根据相关,是因为开端总是一种设定,它规定着一门学问的对象、方法等。哲学没有特定的对象,其方法也不定于一格,这不是说哲学本身没有设定,而是哲学在其开端处的设定是最少的。作为常常为其他学科提供设定的哲学,其自身的设定又必须是最可靠的。对自身根据的追问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尊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其各自传统出发对自身根据不断挖掘的历史。哲学的最终根据是唯一的,中西哲学在这里会面。哲学就是一再从生活的各种角度追问其最终根据,又将这个最终根据作为开端贯彻到生活中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