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的真之符合论面，临一个问题：由谁来判别一个命题是否符合事实？为从“上帝之眼”回归人类之眼，普特南提出内在实在论，以区别于外在实在论.这里进而提出关于“真”的内在符合论，以区别于传统的外在符合论：其关键在于把事实看作语言性的，并将语言性事实的观点分为外延等同论和内涵等同论，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角度看，内涵等同论和外在符合论处于两个极端，而外延等同论和内在符合论则处于中道，并且是二位一体的。在哲学史上，这两种符合论和两种等同论的要素贯穿于弗雷格、罗素、塔斯基和普特南等人的“真”理论之中。

简介：胡明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数学家,他有比较丰富的科学论思想,主要涉及科学概念、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科学探索的动机、科学定律、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等。其思想导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是彭加勒和皮尔逊。

简介：作为“规范、规则”意义上的制度，其功能是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控制。“控制”就是引导人的社会行为，而“引导”既包含“约束、限制”．也包含“激励、促使”。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不同于对机器系统的控制，人的行为是由内控指令和外控指令相互作用进行控制的。制度的控制功能分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激励、迫使、禁止三种基本类型。根据制度的功能．把制度分为激励型制度、迫使型制度和禁止型制度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制度的控制规则和控制机制是不同的。有些制度侧重某种功能，而有些制度则具有综合功能。制度的实施过程，就是用制度规则控制人的行为的过程。

简介：舍利,一直是僧俗两界共同讨论的热门话题。然而,由于人们对其中的深层知识,以及其流传的历史演变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讨论仅限于表层的热闹而已,难以深入。关于舍利的失窃、仿制和宗门公案对舍利的借用等常是学界忽视的问题。运用史料与考古发现作一较为深入的论述,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舍利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简介：经道家后学的更革,《老子》第十九章的文本呈现出弃绝仁义的极端倾向。通过比照郭店楚简原文,不难发现,《老子》对仁的思考远高于机械地排斥与抨击。立足于自然与人为的区分,《老子》以更深远的自然之仁来反观人为之仁的局限性,即自恃己智,怀德忘本之患。这并非是对原儒处＂仁＂概念的消解,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与补充。深入探究《老子》之仁,是重新定位儒道关系的枢纽。

简介：借由魏晋时期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两位代表性人物王弼和僧肇,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或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基于语言使用之自觉和对语言局限性之反思,比较道、释两家在探讨此一问题时的差异.因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所要处理的议题的相似性,以及受到对方学派影响之可能性所构建出的共通平台,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在处理此一问题时的异同.一是语言使用的起点,即基于从事注释工作和最高境界的“不可言说”所带来的语言自觉;二是名与实、名与理之间的关系;三是语词使用中信息的传递问题,即对于言、象、意以及言、名、相的讨论.

简介：波普的客观知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针锋相对。势若水火。哈克对波普的“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的批判，是对波兰尼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她的“具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又有很大的不同。三人在认知主体问题上的差异．对应于他们时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波普专注于知识的内容义．哈克兼重知识的内容义和状态义，波兰尼则将知识的内容义、状态义和能力义统一在个人知识的概念之下。

简介：晚期狄尔泰的哲学主题乃是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这一规划尤其体现在狄尔泰1900年的《诠释学的诞生》和1910年的《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之中.在《诠释学的诞生》的导论和补充部分,业已出现了将诠释学从某种技术手段转换为某种哲学规划的尝试,亦即探讨对生活表达之理解的结构与特征,但诠释学在此仍然是对持久固定的文本的解释和阐释.这一诠释学奠基方案在1910年达到了高峰.在《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中,狄尔泰详尽阐释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别,阐发了精神科学的独特结构,亦即生活、表达与理解之关联,最终落脚于客观精神和效果关联.客观精神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超个体的文化世界,使人们对他人的理解得以可能,保证了理解的客观性;效果关联则刻画出精神世界的根本特征,它塑造了客观精神,使其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才是可能的.

简介：《易道拨乱》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太宰纯（太宰春台）是信州（长野县）饭田人，生于1680年，卒于1747年，字德夫，小字弥右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是古文辞学派（萱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的门人。著有《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校正音注》一卷、《古文孝经正文》一卷、《古文孝经略解》一卷，太宰纯校刻、音注的《古文孝经孔氏传》被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还著有：《论语古训外传》二十卷、《论语正义》二卷、《论语古训》十卷等书。森銕大年，又称森東郭，江户时期中期的儒者，名鉄，字大年，生于1729年，卒于1791年，千叶县人，他排斥荻生徂徕之学，著有《非弁道弁名》、《易道拨乱辨》等书。本文主要解剖《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辨驳，分析如下。

简介：在陈嘉映先生的哲学道路中，“感觉”是一个重要论题、一个一直保持的原点。他20世纪80年代有一篇重要文章《从感觉开始》，最近的著作《说理》则着眼于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把哲学界说为“有感之知”，其中“感觉”还是一个重要论题，占了两章的篇幅。

简介：引言：＂名＂—＂家＂禅江苏人民出版社为＂社科名家＂出版文集,要求附一学术自传。＂传＂者诠释也,地道的＂自传＂无疑不是自彰自见,而是一次读懂自己的机会,＂学术自传＂的真义是在学术反思中读懂自己,倾听自己学术生命的旋律。不知何时,我开始萌生并固守一种信念：学术与人生是同一的,学术乃是＂人＂的一种在场方式,是＂人＂之＂生＂的呈现和＂人＂之＂命＂的轨迹,是＂生＂之＂学＂与＂命＂之＂术＂,

简介：智顗与吉藏同是陈、隋之际的佛学宗主。智顗向被尊为天台智者大师．吉藏则被视为三论宗祖师，二人生平背景有许多相似之处。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思潮之一，随着《涅槃经》传入中国，佛性思想广受佛教界关注及讨论，成为当时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智顗与吉藏无可避免地亦深受当时佛性论影响。二人在相关论著中，皆非常重视佛性论，大量引用佛性概念作为义理论述发挥。由于二人佛性论牵涉甚广，前贤已多有论述，故以学界罕言之思维方式作为论题核心或可见出新意。聚焦于智顗的“佛不断性恶”与吉藏的“中道佛性”，不仅可以溯源二人相关佛性思想内容，其思维方式亦可归纳出相同点（否定性、圆融性）与相异点（现实具象与超言绝象、即与离）加以比较。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辩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慎独”之“慎”为“思”之义，“独”为内心精一的状态。“慎其独”即“思其心”之义。将此义验证于《大学》、《中庸》、《荀子·不苟》、《礼记·礼器》四篇中，可发现同样有效。通常意义上的“谨”、“敬”、“诚”作为省思内心的当下状态或反思后的结果，只是“慎独”工夫所涵具的内容而非“慎其独”一词的涵义。

简介：樊浩教授基于＂现实的伦理＂和＂伦理的现实＂之双重动机,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性建构＂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历史地还原性建构中国古代伦理精神基础上,求证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的三维认知路向,并构建以心理学探本、形而上学辩证和决疑论解决为基本构成的＂价值生态＂方法,然后以此来解决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中的决疑论问题,完成对中国传统伦理及精神的逻辑还原,以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也为其打开一种认知视野并开辟出一种认知路径。

简介：孔子儒学关于＂命＂的哲学反思,可以从义命分立、性命对扬与义命合一三个课题来探讨。首先,命是气质之命,命呈现命限的限制性原理,因此有所谓的＂义命分立＂。其次,命限也同时是义理之性的实践的条件与凭借,所以也是表现原理,因此有所谓的＂性命对扬＂。最后,通过＂性命对扬＂的长久实践,领略到＂天命＂（性体的命令,天道性命之命）,例如《诗经》所说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在此一生生仁体的天命中,达到所谓的＂义命合一＂,在＂义命合一＂之中,可以用圆善的方式解答康德哲学之中的＂德福一致＂的问题。劳思光阐明＂义命分立＂,但是局限在主体性的哲学,不能接纳孔子儒学的＂天命＂具有性体的命令、天道性命之命之义。牟宗三在其著作中则散列论述了＂义命分立＂、＂性命对扬＂、＂义命合一＂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三个课题构成逐步发展的环节及其整体性,他并没有加以足够的厘清与通盘的整理。在孔子儒学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的跨文化对话的脉络之中,来展开＂义命分立＂、＂性命对扬＂、＂义命合一＂的三个环节,也可以从中领略中国哲学对于自由意志、命运与决定论、最高善（圆善）、德福一致、开放式的人文主义等哲学问题的响应。

简介：在中国哲学领域，杨国荣已然确立自己作为卓越学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哲学的熟稔与把握常令我们这些以西方哲学研究为主业者汗颜。在中西哲学两种传统方面所拥有的坚实功底为其从事哲学比较提供了独特视角。他最近的著作《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即是一本比较哲学的杰作。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