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究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增强MRI对直径≤1 cm小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HCC)早期转移的预测价值。材料与方法选择无肝内转移且无门静脉主干或一级分支内瘤栓、切缘充分的单发直径≤1 cm肝细胞癌切除标本45例(中位年龄55岁，男性占71.1%)，通过中位时间13个月随访，根据是否发生HCC肝内转移分为转移组(n=15)和未转移组(n=30)，比较两组临床、影像特征，并通过单因素Kaplan-Meier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发现HCC肝内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与未转移组相比，转移组在Gd-EOB-DTPA增强MRI图像中，T1WI序列上易表现为低信号(9/60.0%，P=0.042)，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高信号(12/80.0%，P＜0.001)，动脉期病灶不均匀强化(10/66.7%，P=0.017)，过渡期低信号(12/80.0%，P=0.001)和肝胆特异期低信号(9/60.0%，P=0.016)，肝胆特异期极低信号范围多＞1/2 (14/93.3%，P＜0.001)。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校正年龄、性别、分化等级、Edmondson分级后，过渡期低信号(HR=6.19，95% CI：1.73～22.16，P=0.005)是HCC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Gd-EOB-DTPA增强MRI可以有效预测直径≤1 cm sHCC的肝内转移风险，能为临床早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脾切断流术对肝硬化肝脏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前瞻性留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共54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脾切除前后不同时间点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肝脏血管内径和血流，血清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等血流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等肝再生和肝纤维化相关因子的变化。结果54例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3例，年龄(45.5±10.2)岁。自由门静脉压从脾切除前的(37.0±7.1)cmH2O(1 cmH2O＝0.098 kPa)下降到术后的(26.1±5.7)cmH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脾切除术后肝动脉内径(4.0±1.0)mm较术前(3.1±0.7) mm明显增加，门静脉内径(11.9±2.0)mm较术前(13.1±1.9)mm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肝动脉流速和血流量增加，门静脉流速和血流量减小。血清NO在脾切除术后即刻升高且持续处于高水平；血清ET-1在脾切除术后2 d下降且低水平波动。血清IL-6和HGF在脾切除术后2 d明显上升，在术后7 d和1个月缓慢下降。脾切除术后血清TGF- β1、MMP1明显升高，血清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脾切除术诱导了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重塑、肝细胞再生以及肝纤维化的逆转。对肝硬化肝脏产生保护作用。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对肺泡灌洗液进行高通量测序对于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诊断价值。方法以8例肝移植后怀疑肺部感染引起呼吸衰竭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受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受者的肺泡灌洗液(BALF)及痰标本，对BALF进行高通量测序，同时对BALF及痰标本进行培养，对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结果8例受者中，确诊肺部感染5例，高通量测序共检出10种可疑病原微生物21株，确定致病菌8株，致病菌检出率为100%(8/8)，显著高于BALF培养的50%(4/8)和痰培养的25%(2/8)；对于致病的革兰阴性菌，高通量测序与BALF培养无明显差异，两者均优于痰培养；对于真菌、病毒及结核，高通量测序检出率明显优于BALF培养及痰培养。结论BALF的高通量测序可能优于传统培养，尤其是对于部分细菌、真菌、病毒等不易培养或不能培养的病原微生物，高通量测序优势明显，可作为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病原体检测的新方法。

简介：摘要原发性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肝癌适合行手术切除、局部消融、肝移植等根治性治疗，预后相对较好。然而，晚期肝癌常伴有肝静脉和下腔静脉癌栓，治疗后复发、转移率高，预后差。合并肝静脉和下腔静脉癌栓的晚期肝癌患者，我国指南推荐包括局部治疗、系统治疗、手术切除等综合治疗模式。本文重点回顾了近十年来原发性肝癌合并肝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在诊断、分型与治疗方面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