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评估胸腺肽α1辅助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1月31日至3月4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收治的95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入院后是否使用胸腺肽α1治疗分为胸腺肽组和非胸腺肽组,比较两组的28 d病死率(主要结局)及入院28 d无呼吸机天数、入院后淋巴细胞计数(LYM)、C-反应蛋白(CRP)水平(次要结局)。使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进行28 d生存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计算胸腺肽α1对患者28 d生存情况的影响。结果95例患者中,胸腺肽组31例,非胸腺肽组64例;入院28 d死亡29例,其中胸腺肽组死亡11例(35.5%),非胸腺肽组死亡18例(28.1%)。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提示,入院后使用胸腺肽α1可以改善新冠肺炎患者28 d生存情况,但单因素Cox模型分析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比(HR)=0.48,95%可信区间(95%CI)为0.20~1.14,P=0.098〕;多因素Cox模型分析显示,使用胸腺肽α1是改善28 d病死率的因素(HR=0.15,95%CI为0.04~0.55,P=0.004),同时高龄(HR=1.10,95%CI为1.05~1.15,P<0.001)、合并肾功能不全(HR=42.35,95%CI为2.77~648.64,P=0.007)、入院时LYM降低(HR=0.15,95%CI为0.04~0.60,P=0.007)及使用甲泼尼龙(HR=4.59,95%CI为1.26~16.67,P=0.021)也是28 d病死率增加的危险因素;而免疫球蛋白及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更昔洛韦的使用并不影响28 d病死率。经年龄、性别、LYM等因素调整后,多因素Cox权重分析模型进一步显示,胸腺肽α1能够显著改善新冠肺炎患者28 d生存情况(HR=0.45,95%CI为0.25~0.84,P=0.012)。在次要结局方面,胸腺肽组与非胸腺肽组入院28 d无呼吸机天数(d:17.97±13.56比20.09±12.67)和入院7 d后LYM上升幅度〔×109/L:-0.07(-0.23,0.43)比0.12(-0.54,0.4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胸腺肽组入院7 d后CRP下降幅度明显大于非胸腺肽组〔mg/L:39.99(8.44,82.22)比0.53(-7.78,22.93),P<0.05〕。结论胸腺肽α1辅助治疗可能会改善新冠肺炎患者28 d病死率及炎症反应。
简介:摘要目的对符合美国感染病学会/美国胸科学会(IDSA/ATS)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处理指南推荐标准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COVID-19)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对比分析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三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16例sCOVID-19患者和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收治的135例sCAP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诊断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及影像学结果、治疗方案、预后及结局。比较sCOVID-19与sCAP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分析二者的死亡危险因素。结果sCOVID-19与sCAP患者的28 d病死率分别为50.9%(59/116)和37.0%(50/135);sCOVID-19患者氧合指数(PaO2/FiO2)≤250 mmHg(1 mmHg≈0.133 kPa)的比例显著高于sCAP患者〔62.1%(72/116)比34.8%(47/135),P<0.01〕,可能的原因是sCOVID-19患者双肺多发肺叶浸润的比例明显高于sCAP患者〔94.0%(109/116)比40.0%(54/135),P<0.01〕,但sCOVID-19患者进行机械通气的比例却低于sCAP患者〔45.7%(53/116)比60.0%(81/135),P<0.05〕。进一步分析与患者死亡相关的临床指标发现,对于sCOVID-19患者,PaO2/FiO2、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中性粒细胞比例(NEU%)、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总胆红素(TBil)、血尿素氮(BUN)、白蛋白(ALB)、Ca2+、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接受机械通气、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及液体复苏的比例也较存活组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需要机械通气、NLR>10、TBil>10 μmol/L、乳酸脱氢酶(LDH)>250 U/L是sCOVID-19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对于sCAP患者,年龄、BUN、ALB、血糖(GLU)、Ca2+及D-二聚体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方面未见明显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UN>7.14 mmol/L,ALB<30 g/L是sCAP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结论sCOVID-19患者的氧合功能较sCAP患者更差,可能是由于病变累及双肺的比例高导致。sCOVID-19和sCAP患者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存在差别的指标相类似,提示两种疾病对肾功能、营养状态以及凝血功能等影响具有相似性;但两者的死亡危险因素仍存在差异,考虑sCOVID-19对肺的氧合功能、炎症瀑布反应、肝功能影响更大,而sCAP对肾功能、营养状态影响更大。
简介:摘要目的筛选特重度烧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该类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早期预测模型并分析其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2010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收治307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特重度烧伤患者,其中男251例、女56例,年龄33~55岁。根据是否发生血流感染,将患者分为未血流感染组(221例)和血流感染组(86例),比较2组患者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转归、住院天数,统计血流感染组患者血微生物培养中细菌检出情况。将纳入的307例患者按照大约7∶3的比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建模组(219例)和验证组(88例),比较2组患者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烧伤总面积、Ⅲ度烧伤面积、是否合并吸入性损伤、是否行机械通气、机械通气天数、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天数、转归、住院天数、是否并发血流感染。根据是否发生血流感染,将建模组患者分为血流感染亚组(154例)和未血流感染亚组(165例),比较2个亚组患者烧伤总面积、Ⅲ度烧伤面积、是否合并吸入性损伤、是否行机械通气、机械通气天数、住ICU天数。对前述2组间数据比较行独立样本t检验、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等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建模组的亚组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以其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特重度烧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以此构建建模组特重度烧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预测模型。绘制预测模型对建模组患者血流感染风险预测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根据约登指数计算敏感度、特异度、最佳预测概率。根据是否发生血流感染,将验证组患者分为血流感染亚组(21例)和未血流感染亚组(67例),以预测概率>模型最佳预测概率为血流感染判定标准,采用预测模型预测验证组中2个亚组患者血流感染发生情况,计算预测血流感染发生率及特异度与敏感度,另绘制预测模型对验证组患者血流感染风险预测的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结果与未血流感染组比较,血流感染组患者病死率明显增高(χ2=8.485,P<0.01),住院天数明显增加(Z=-3.003,P<0.01),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无明显变化(P>0.05)。血流感染组患者血微生物培养中检出110株细菌,其中菌株数排前3位的细菌为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分别占35.45%(39/110)、26.36%(29/110)、13.64%(15/110)。建模组与验证组患者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烧伤总面积、Ⅲ度烧伤面积、合并吸入性损伤比例、行机械通气比例、机械通气天数、住ICU天数、转归、住院天数、并发血流感染比例相近(P>0.05)。与建模组中的未血流感染亚组比较,血流感染亚组患者烧伤总面积、Ⅲ度烧伤面积、合并吸入性损伤比例与行机械通气比例明显增大(Z=-4.429,t=-4.045,χ2=7.845、8.845,P<0.01),机械通气天数与住ICU天数明显增加(Z=-3.904、-4.134,P<0.01)。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烧伤总面积、住ICU天数、合并吸入性损伤是建模组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1.031、1.018、2.871,95%置信区间=1.004~1.059、1.006~1.030、1.345~6.128,P<0.05或P<0.01)。建模组ROC曲线下面积为0.773(95%置信区间=0.708~0.838);当约登指数为0.425时,该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64.6%,特异度为77.9%,最佳预测概率为0.335。预测模型预测验证组患者血流感染发生率为27.27%(24/88),特异度为82.09%(55/67),敏感度为57.14%(12/21);验证组ROC曲线下面积为0.759(95%置信区间=0.637~0.882)。结论烧伤总面积、住ICU天数、合并吸入性损伤是特重度烧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因素构建的特重度烧伤患者血流感染风险早期预测模型对于治疗方法和细菌流行病学相对稳定的烧伤中心而言具有一定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