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调查中国大陆地区老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院内死亡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性队列研究。收集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中国大陆19家医院的20个ICU内符合柏林ARDS标准定义的老年（≥65岁）ARDS患者。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ARDS高危因素、呼吸支持数据和预后数据，描绘老年ARDS预后情况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果共入组170例老年ARDS患者，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分别为15例（8.8%）、73例（42.9%）和82例（48.2%）。老年ARDS最常见的诱发因素是肺炎（134例，78.8%）。在ICU住院期间，共64例（37 %）老年患者接受了无创通气，其中28例（43.8%）转为有创机械通气。ICU期间使用有创通气的老年ARDS患者为130例（76.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最终全部使用了有创通气。88例（51.8%）患者合并了其他脏器功能衰竭。105例（61.8%）患者发生院内死亡。多因素分析提示入组24 h后的序贯性脏器功能衰竭（SOFA）评分和氧合指数、入ICU前7 d累积液体平衡及休克为院内存活的独立影响因素（入组24 h氧合指数：P=0.0300，RR=0.196，95%CI为0.045~0.853；入组24 h SOFA：P=0.030，RR=0.725，95%CI为0.543~0.969；前7 d累积液体平衡：P=0.026，RR =1.000，95%CI为1.000~1.000；合并休克：P=0.034，RR =0.140，95%CI为0.023~0.863）。结论入住ICU的老年ARDS患者住院病死率高，入组24 h后更高的SOFA评分、更低的氧合指数、入ICU前7 d更高的累积液体正平衡及休克会增加老年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入ICU后的前7 d在循环稳定的前提下维持液体负平衡可能改善ARDS的住院存活。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高龄患者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拔管后序贯无创正压通气（NIPPV）的时机。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医疗病房（RICU）连续收治的年龄≥75岁、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诊断标准的SCAP高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入RICU后均以ETI-MV作为初始呼吸支持治疗手段；当达到肺部感染减轻窗口时拔除气管导管，然后序贯NIPPV治疗。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以及入RICU时体温、心率（HR）、呼吸频率（RR）、氧合指数（PaO2/FiO2）和入R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CURB-65）、肺炎严重度指数（PSI）评分，同时记录患者ETI时间和次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和误吸发生情况、总机械通气（MV）时间、R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和RICU预后。根据ETI时间将患者分为ETI≤7 d组和ETI>7 d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危险因素的预测价值。结果共50例SCAP高龄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ETI≤7 d组24例，ETI>7 d组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ETI≤7 d组比较，ETI>7 d组患者合并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及VAP、误吸发生率均明显升高〔46.2%（12/26）比16.7%（4/24），61.5%（16/26）比16.7%（4/24），69.2%（18/26）比25.0%（6/24），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VAP和误吸是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独立危险因素〔VAP：优势比（OR）＝4.852，95%可信区间（95%CI）为1.076～21.877，P＝0.040；误吸：OR＝5.903，95%CI为1.474～23.635，P＝0.012〕。ROC曲线分析显示，VAP预测SCAP高龄患者ETI>7 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24，其敏感度为61.54%，特异度为83.33%，阳性预测值（PPV）为80.00%，阴性预测值（NPV）为66.67%，阳性似然比（PLR）为3.69，阴性似然比（NLR）为0.46，约登指数为0.45；误吸的AUC为0.721，其敏感度为69.23%，特异度为75.00%，PPV为75.00%，NPV为69.23%，PLR为2.77，NLR为0.41，约登指数为0.44。预后指标分析显示，与ETI≤7 d组相比，ETI>7 d组患者再插管率和RICU病死率均明显升高〔53.8%（14/26）比4.2%（1/24），38.5%（10/26）比12.5%（3/24），均P<0.05〕，且总MV时间、RICU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均明显延长〔总MV时间（d）：23.8±11.8比11.3±3.1，RICU住院时间（d）：30.6±14.1比16.0±5.1，总住院时间（d）：33.0±14.9比20.2±6.1，均P<0.01〕。结论SCAP高龄患者如在7 d内拔除气管导管序贯NIPPV治疗，则可能有助于降低病死率，缩短MV时间；如患者发生VAP和误吸导致ETI时间延长，则序贯NIPPV的作用较小，预后较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无创正压通气（non-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NIPPV）治疗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疗效。方法自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在连续收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医疗病房（RICU）的患者中，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给予NIPPV作为初始呼吸支持治疗方式，根据是否需要气管插管（endotracheal intubation，ETI），分为NIPPV失败组和NIPPV成功组。采取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NIPPV失败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危险因素对NIPPV失败的预测价值。结果有43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NIPPV失败组16例（37.2%），成功组27例（62.8%）。院内感染发生率[44%（7/16）vs 0（0/27）,χ2=11.082, P<0.05]及病死率[50%（8/16）vs 7%（2/27）,χ2 =7.965, P<0.05]在NIPPV失败组显著升高。单因素分析显示，失败组入院时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估评分（APACHEⅡ）较高（19.13±1.93 vs 17.44±1.55，t=-3.134, P<0.05），合并感染比例[56%（9/16）vs 15%（4/27），χ2=6.33，P<0.05]以及早期使用NIPPV不足的患者占比[69%（11/16）vs 26%（7/27）,χ2=7.57, P<0.05]均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OR=1.941，95%CI：1.159~3.249，P=0.012]，合并感染[OR=8.602，95%CI：1.267~58.416，P=0.028]；早期使用NIPPV不足（OR=10.06，95%CI：1.592~63.527，P=0.014）是NIPPV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显示，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对NIPPV失败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UC）为0.748，敏感度为62.5%，特异度为74.1%；早期使用NIPPV不足的AUC为0.714，敏感度为68.8%，特异度为74.1%；合并感染的AUC为0.707，敏感度为56.3%，特异度为85.2%。结论病毒性肺炎所致的ARDS早期持续使用NIPPV治疗，可减少ETI，降低病死率，但是重症ARDS或合并感染患者不宜选择NIPPV。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对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早期病原体的快速评估，旨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检测结果出来前开始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成功救治的３例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对病原体的快速评估结果以及开始抗感染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45和58岁；发病前均有明确的鸟类接触史；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干咳、气短及呼吸困难，其中1例伴嗜睡、腹痛。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入院后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时，2例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偏高〔（10.2~11.9）×109/L〕，3例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升高（85.2%~94.6%），淋巴细胞百分比均降低（3.2%~7.7%）。3例患者入院后降钙素原（PCT）升高，至入ICU时仍升高（0.3~4.8 ng/L）；C-反应蛋白（CRP）均升高（58.0~162.0 mg/L），红细胞沉降率（ESR）均升高（36.0~90.0 mm/1 h）。入院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升高2例（136.7 U/L、220.5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升高2例（249.6 U/L、164.2 U/L）；入ICU时3例患者ALT（162.2~267.9 U/L）、AST（189.8~223.2 U/L）均升高。3例患者入院后、入ICU时血肌酐（SCr）均正常。3例患者胸部CT表现为急性间质性肺炎、支气管肺炎以及肺实变，以1个肺叶为主的多肺叶受累，其中2例伴少量胸腔积液，1例伴较多规则的小气囊。3例患者入ICU时氧合指数（PaO2/FiO2）分别为100.0、57.5和105.4 mmHg（1 mmHg≈0.133 kPa），符合中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均接受气管插管机械通气。3例患者床边支气管镜下均可见黏膜明显充血、水肿，无脓性分泌物，有1例黏膜出血。3例患者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病原体评估结果可能为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分别快速给予莫西沙星、希舒美和多西环素静脉注射，同时联合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静脉注射。3 d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mNGS结果提示只有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此时病情明显改善，PaO2/FiO2明显升高，故抗菌药物治疗方案不变，mNGS仅起到验证初始诊断的作用。2例患者分别于入ICU 7 d、12 d拔管，1例因发生院内感染于入ICU 16 d拔管。3例患者均在病情平稳后转入呼吸科病房。结论以临床特点为基础的床边诊断性支气管镜检查，不仅有助于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早期病原体的快速评估，并且在mNGS检测结果回报之前开始有效的抗感染治疗，还可弥补mNGS检测结果滞后性及不确定性等缺陷。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的影响因素，为个体化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22年3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收治的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患者。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伴随疾病、并发症、临床症状和体征、辅助检查数据、ARDS严重程度、感染病毒种类、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呼吸支持方式及预后相关指标，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1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ETI-MV组61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3例（4.9%）、39例（63.9%）和19例（31.1%）；非ETI-MV组56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16例（28.6%）、38例（67.8%）和2例（3.6%），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ETI-MV组与非ETI-MV组入RICU 24 h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ng/L：104.0±90.0比62.4±76.0）、氧合指数〔PaO2/FiO2（mmHg，1 mmHg≈0.133 kPa）：123.9±30.9比173.6±28.5〕、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的病例占比〔85.3%（52/61）比21.5%（12/56）〕、APACHEⅡ评分≥16.5分〔67.2%（41/61）比42.9%（24/56）〕、院内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占比〔14.8%（9/61）比3.6% （2/56）〕、院内细菌感染占比〔16.4%（10/61）比3.6%（2/56）〕以及病程中最低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个/mm3：192.2±35.8比215.0±58.3）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优势比（OR）＝12.527，95%可信区间（95%CI）为3.279~47.859，P<0.001〕、APACHEⅡ评分≥16.5分（OR＝30.604，95%CI为4.318~216.932，P＝0.001）、PaO2/FiO2（OR＝0.948，95%CI为0.925~0.972，P<0.001）、CD4+ T淋巴细胞计数（OR＝0.975，95%CI为0.955~0.995，P＝0.015）以及院内细菌感染（OR＝38.338，95%CI为1.638~897.158，P＝0.023）是选择实施ETI-MV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下面积（AUC）显示，PaO2/FiO2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最大，其AUC为0.903，截断值为151 mmHg时，敏感度为91.1%，特异度为95.1%；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的AUC为0.809，截断值为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时，敏感度为85.2%，特异度为78.6%；APACHEⅡ评分对实施ETI-MV预测价值最小，其AUC为0.704，截断值为16.5分时，敏感度为83.6%，特异度为57.1%。结论对于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尤其是中度ARDS）患者，PaO2/FiO2依然是选择ETI-MV的经典参考依据，但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以及临床上病情严重程度可提供不同的参考视角，有助于判断ARDS患者是否选择ETI-MV。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FGF7）及相关炎性因子的表达。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AECOPD患者。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轻度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与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0.70、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80%〕、中度组（FEV1/FVC<0.70、50%≤FEV1%<80%）和重度组（FEV1/FVC<0.70、30%≤FEV1%<50%），每组20例；以同期20例肺功能正常的择期行胃肠外、骨科等非胸外科手术患者作为对照。记录患者人口学资料、FEV1/FVC、FEV1%、FVC、用力呼气中期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6分钟步行试验（6MWT）及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FGF7、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TNF-α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结果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EV1/FVC、FEV1%、MMEF%和6MWT明显降低，SGRQ评分明显升高，且随病情加重呈持续恶化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EV1/FVC：0.39±0.09比0.81±0.04，FEV1%：（38.80±6.28）%比（109.58±13.80）%，MMEF%：（0.34±0.14）%比（2.69±0.99）%，6MWT （m）：279.00±41.61比402.85±53.97，SGRQ评分（分）：34.95±6.71比2.60±2.06，均P<0.05〕；而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GF7水平均较肺功能正常组显著降低（ng/L：6.31±2.65、6.10±1.39、6.64±1.77比8.29±3.51，均P<0.05），但轻度、中度、重度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重度组IL-6和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其中TNF-α水平随着病情加重呈持续升高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g/L：7.42±2.28比3.83±0.92，P<0.05）。但肺功能正常组与轻度、中度和重度组间IL-1β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TNF-α与FEV1/FVC和FEV1%均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350、-0.527，均P<0.01）。结论AECOPD患者血清FGF7降低，而IL-6、TNF-α升高；但随着病情加重，患者外周血FGF7水平无明显变化，而TNF-α水平可能升高，并伴随小气道功能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