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白芍总苷对BALB/c小鼠Graves病（GD）模型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方法将50只（6周龄，体重16~18 g）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BALB/c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分别设为对照组、模型组、早期低剂量白芍总苷干预组（250 mg·kg-1·d-1）、早期高剂量白芍总苷干预组（500 mg·kg-1·d-1）和晚期白芍总苷干预组，每组各10只。除对照组外，其余4组均注射表达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A亚单位的重组腺病毒进行3次免疫（第0、3和6周），完成GD建模；早期低剂量和高剂量干预组全程予以含不同剂量白芍总苷的饲料，晚期干预组自第2次免疫后1周（第4周）起加用含低剂量白芍总苷的饲料。于第4周取小鼠尾静脉血检测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总甲状腺素（TT4）水平；第10周检测小鼠血清TRAb及TT4水平及各组调节性T细胞（Treg）比率，并观察甲状腺组织病理变化。检测各组血清辅助性T细胞1（Th1）及Th2细胞相关因子白细胞介素-2（IL-2）、IL-4、IL-5、IL-10、IL-12p70、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干扰素-γ（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水平，探讨白芍总苷对BALB/c小鼠GD模型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结果第4周时，早期高剂量干预组TT4［（55.07±12.89）μg/L］水平低于模型组［（74.33±8.63）μg/L］（P<0.05），早期低剂量干预组和晚期干预组TT4水平和模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早期低剂量干预组、早期高剂量干预组和晚期干预组小鼠TRAb水平和模型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第10周时，早期高剂量干预组TRAb［（90.00±26.89）U/L］、TT4［（32.66±8.11）μg/L］水平均低于模型组［（396.97±95.35）U/L，（73.70±16.33）μg/L］（均P<0.05），而早期低剂量干预组和晚期干预组小鼠TRAb、TT4水平与模型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早期高剂量干预组甲亢小鼠甲状腺组织呈局灶性增生性改变，而其他组甲亢小鼠甲状腺组织呈弥漫性增生性改变。第10周（3次重组腺病毒免疫后4周），早期高剂量干预组小鼠CD4+CD25+/CD4+Treg比值高于模型组（P<0.05）。第10周小鼠血清细胞因子和模型组相比，早期高剂量干预组IL-2、IL-12p70和IFN-γ水平均降低（均P<0.05），IL-10水平升高（P<0.05）。结论早期高剂量（500 mg·kg-1·d-1）白芍总苷对小鼠GD模型具有保护性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和调节性T细胞功能改变及Th1/Th2细胞因子平衡恢复有关。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对Graves病(Graves′ disease, GD)和Graves眼病(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TAO)患者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测序，鉴定GD和TAO特异性TCR家族，为临床早期精确诊断提供依据。方法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收集9例GD和6例TAO患者。对GD和TAO患者于诊断时采集外周血。收集20例与患者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外周血。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提取RNA进行TCR免疫组库测序，并进行后续高通量数据挖掘分析。结果GD和TAO患者TCR多样性显著低于健康对照。挖掘TCR高通量测序数据，可分别构建GD和TAO两种疾病的特征性TCR数据库，分别包含157和116个VJ家族。这些VJ家族中存在两种疾病共有的家族，也存在两种疾病各自特有的家族。结论GD和TAO存在共同的发病基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拥有不同的优势T细胞克隆，从而介导不同的免疫应答。因此，GD和TAO患者的特征性TCR可作为一种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简介：摘要目的挖掘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中2009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1季度的不良事件（AE）报告中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进行挖掘。AE报告数>3且ROR和PR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统计和分类，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结果设定时段内FAERS数据库共收到以来曲唑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E报告31 743例，检测出报告数>3且ROR和PRR的95%CI下限>1的AE风险信号483个，涉及AE报告16 295例。经第2次筛选，获得AE报告数排名前50位和ROR值的排名前50位的PT，筛重后纳入分析的PT为93个，涉及AE报告10 138例。AE报告数居前5位的系统器官依次为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包括囊状和息肉状）[24.48%（2 482/10 138）]、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21.78%（2 208/10 138）]、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17.04%（1 728/10 138）]、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8.82%（894/10 138）]和各类检查[5.47%（555/10 138）]。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的PT有32个，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卵巢纤维化（ROR=379.63, 95%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CI下限: 120.39）、ret基因突变（ROR=379.63, 95%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CI下限: 120.39)、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ROR=208.84, 95%CI下限: 190.30; PRR=174.20, 95%CI下限: 101.56]、桥本脑病[ROR=164.85, 95%CI下限: 69.68; PRR=142.51, 95%CI下限: 67.74]和骨髓水肿综合征[ROR=122.82, 95%CI下限: 65.47; PRR=110.00, 95%CI下限: 64.34]。结论挖掘出32个来曲唑说明书中未收录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其中以卵巢纤维化、ret基因突变、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桥本脑病和骨髓水肿综合征信号较强，值得临床关注。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5α-二氢睾酮（DHT）对雄性BALB/c小鼠Grave病模型发生发展及其脾脏淋巴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方法6~8周龄雄性BALB/c小鼠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造模组、安慰剂组和DHT组4组。用腺病毒表达的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A-亚单位（human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antibody A-subunit，Ad-TSHR289）免疫雄性BALB/c小鼠诱导建立Grave病模型，在免疫前1周DHT组皮下植入5mg DHT，安慰剂组植入安慰剂，观察DHT对小鼠甲状腺功能的影响；用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小鼠的脾脏淋巴细胞分泌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IL）-4、IL-10、IL-9及IL-17的细胞百分比变化。结果造模组小鼠的总甲状腺素[（117.76±32.69）nmol/L比（33.08±12.61）nmol/L]与游离甲状腺素[（15.01±11.55）pmol/L比（3.55±1.88）pmol/L]明显高于对照组，P值均<0.000 1；DHT组小鼠的甲状腺功能略低于安慰剂组，总甲状腺素（114.80±44.27）nmol/L比（123.17±77.73）nmol/L；游离甲状腺素（13.48±6.01）pmol/L比（14.19±12.65）pmol/L，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DHT组BALB/c小鼠脾脏分泌IL-10的2型辅助性T细胞（Th2）百分比明显高于安慰剂组[（7.11±3.29）%比（3.51±1.36）%，P<0.05]；DHT组小鼠脾脏分泌IFNγ、IL-4、IL-9及IL-17的细胞百分比与安慰剂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DHT降低雄性BALB/c小鼠Grave病模型甲状腺功能的作用不甚显著。DHT可能通过上调细胞因子IL-10而发挥对雄性BALB/c小鼠Grave病模型的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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