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职业学院
【摘要】
文化自信和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当代意义;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升其影响力,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也是应有之意。本文就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形成基础、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及思维方式上异同比较,阐明各具的特色,在增加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两种文化在平等的前提下互鉴的必要性。
【关键词】农耕文明、家国同构、义务本位、权利本位
当今世界,西方文化是影响最大的文化,是最强势的文化。但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快速崛起,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快速提升。中西文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各具特色。在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的意识下,中西文化互鉴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
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作为江河发源地的文明,其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农业,体现出农耕文明的特点。但是,除中华文明以外,其他文明都消亡在历史长河中。基于此历史事实,现在的西方文明就其文化传承来看,不能追溯到发源于“西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亚文明,其演化脉络大体应该是:克里特文明(爱琴海文明),到故典(地中海)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再到现代西方文化。因此,从文化形成基础上来看,中华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西方文化根植于海洋文明。生存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着文化的背景及表现。
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对矛盾关系,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中西文化中比较重要的课题。中华文化中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影响最大的是宗法制度及理念。中华文化有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西周以后中国历史上分封制和宗法制虽然逐步瓦解,但是其精神内核——家国一体的理念,虽经岁月侵蚀,但其随时而变,其披挂上时代特色,或多或少地影响至今。中国古代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上采取“义务本位”——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权利意识淡薄,强调个人的责任和奉献。中华文化强调族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要服从于整体的社会理念根深蒂固。个人的价值处于从属地位,不能独立存在,只有在奉献群体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古人倡导的修身治平,其内在逻辑就充分展现出个人责任和奉献的内涵。中华文化强调对个人修养的提升,特别重视人伦价值,重视道德义务,强调道德修养,推崇仁爱,重视道德践行,追求 “完人”成为“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了古代知识精英作为个体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西方文化因其所依赖的自然禀赋异于中华文化,其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上也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在西方,古代希腊社会也是以家庭为结构成分,家庭是城邦的细胞。但因没有中国式的宗法制度,家庭也就就不是城邦政治的基础,城邦也不是家庭的延伸和扩展,这就造成城邦管理与治理家庭的在理念、方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也没有连接国家与家庭的中间环节——家族。因此,古希腊社会中,国家、社会与家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个人有较大独立性、自由性,个人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也可以生存的比较好。秉承这种传统的西方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个人自由、个人意志的张扬,重视个人利益的维护,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整体对个人的意义,整体利益是以个人利益的维护和存在为前提的,整体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同时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界限意识比较强烈,既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也弱于伦理、强于权利义务。社会、国家治理采取“权利本位”。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一部分,也是独立于自然的、与自然相区隔的人类活动的主体。不同的地理环境的自然条件,决定人类先民的获取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
发祥于“东两河”(中国的黄河和长江)的中华文明是基于大河领域影响的农耕文明,发祥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是基于海洋影响的海洋文明,二者的自然禀赋、生产、生活方式差距较大,决定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各具特色。农耕文明下的古代中国人,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自然人格化,人自然化,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认识到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财富都是从自然界中获得,自然规律、自然条件对生存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人要循天时而为,循四时以生产,日出日做,日落日息,聚村而居。这样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强调对自然的战胜和征服,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要适度。比如,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人就发现了煤,并认识到了煤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的便利,但是古人基于对自然的敬畏,并没有肆无忌惮地大量开采使用。再比如广泛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崇拜的各种各样的神、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禁忌,无不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欲望的自我遏制。
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地中海地区,属于丘陵地带,土地贫瘠。随着人口的增长,仅凭农业和渔业生产,无法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海外贸易及掠夺必然成为其选择。欧洲历史上,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维京人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南下侵袭欧洲沿海和不列颠岛屿的原因就在此。海上航行是充满凶险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航海人而言海洋不是财富的来源而是以对立面而存在。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同时,更加侧重中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的一面,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
在认识事物的矛盾关系时,西方更加强调事物之间对立的一面,更加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利用,强调逻辑和推理,擅长“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和循“规”(规律)滔“据”(证据)的论证思维,体现出认识性思维的特性。思维更加倾向于对立、冲突与斗争,是一种冲突性思维,擅长零和游戏,赢者通吃,对于合作共赢难以理解。在对事物未来的趋势的思维上更加强调变化和发展的直线性,在认识事物的方式上多采取分析与论证的思维方式。
中西方思维方式虽各具特点,但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无所谓优劣。为了更加高效的认识世界,在思维方式上,有必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可以利用中国人擅长整体、宏观性思维的长处,确定认识的大致方向和路径,再结合具有条理性、明晰性、严密性和强调科学逻辑性的西方的分析与论证思维,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效性。总之,中西方文化各具特色,彼此尊重,互相借鉴和学习,这有利于克服人类面临的困境,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及网页】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 [2]许倬云著,《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出版社,2022.
[3] [英]伯特兰·罗素著,《西方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19.
[4]温铁军著,《解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李德声(1966—),男,高校讲师,山东淄博人,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孙 毅(1970—),男,高校讲师,山东淄博人,研究方向为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