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嬗变及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嬗变及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洪佳,王家宁,曾嘉

东南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1189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对个人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讨论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外语政策的嬗变史，探讨了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欠缺之处与相关思考，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关键词：语言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政策；国家语言能力

1.引言

作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语言政策规划活动无处不在 (沈骑, 2020)，教育规划影响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成效，而外语教育是教育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家的发展与外语教育息息相关，作为外语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作用应当被凸显（王文斌 李民，2017）。本文梳理了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探索两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路径，进而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提供借鉴。

2. 美国外语政策的嬗变

美国的外语政策伴随着移民而逐步形成体系，不同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有所不同。但共同目标一直是：促进多民族间有效沟通，加强对外来人群的管理。1994年，教育立法确定了外语的核心地位（张治国 等，2011）。陈新仁（2017）认为，美国外语教育经历了忽视——缓慢发展——稳步发展——迅速发展四个阶段。

阶段一（二战之前），美国奉行隐性外语教育政策。虽然美国是外语众多的移民国家，但英语依然是国家统一的语言和通用语言。国家忽略外语教育（罗辉，2019）。

阶段二（二战后），显性外语教育政策发挥作用，美国外语教育缓慢发展。此时，外语教育是维护国防安全的策略之一。1958年，美国相继出台了军队特别培训计划、《国防教育法》，强调了外语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强调双语教育，鼓励甚至要求使用外语”的外语多元文化主义在稳步发展阶段盛行。双语教育法》的推出及修订，进一步被扩大双语教育计划所覆盖的人群，学龄期儿童可以接受“本族语+英语”的教育。

在迅速发展阶段， “9·11”事件凸显了语言文化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指出了美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关键语言教师项目”提出汉语和阿拉伯语为关键语言，聘请两国外籍教师为美国儿童教授语言，促进语言学习和文化了解。

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形势的变动是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嬗变的重要动因。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由最初的受忽视、到逐渐被重视、到蓬勃发展的轨迹，外语政策的变动影响着外语教育的发展。

3.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20世纪末) 、迅速发展时期(21世纪－21世纪初期) 和新时期( 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文秋芳，2019）。

在初步发展时期，我国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俄语教育，英语教育一度被取消。随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语教育政策亟需调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规定英语是我国的第一外语，增设外语学校和外语种类，缩减俄语教育的规模。

在深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政策下，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交流对多语种人才提出了要求。1982年《中学语种设置建议》规定，全国的中学语言教育应当以英语教育为主、其他语言教育为补充，高校应当提供除英语之外的小语种教育。

在迅速发展时期，新世纪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英语专业新大纲》提出英语专业应当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

在新时期，外语学科的“核心素养”被提出，学生不仅学习多元文化，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提高文化自信。同时《普通高中外语的课程标准（2017）》也强调了外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和学生“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重视英语，没有考虑其他外语的培养，欠缺规划性和连贯性。

4.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外语教育的嬗变反映出外语教育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际化发展和国家安全。外语教育政策对外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是外语教育稳健发展的重要保证。

外语教育政策要立足全局，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不可一蹴而就、有失偏颇。美国外语教育经历了摸索与尝试时期，经历了如“唯英语运动”的曲折阶段。美国根据国家发展的需求，借助一系列倡议和法案来促进和保障本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和有序进行。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顶层设计对一个国家发展、国民素质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时，也应当结合国际化发展和“一带一路”和自身的国情，有规划地进行外语教育。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国家多个机构、部门的协同合作。例如，《美国国际教育政策备忘录》倡导国家各个领域和机构应当协同合作。束定芳（2011）指出，我国的外语发展缺少具体的指导性文件，在外语教学上，中小学的和高校存在断层。因此，我国应当避免外语教育部门各自为政。要注重协调性，保证外语教育政策协调、有序进行。

纵观美国外语教育的嬗变史，国民在语种的选择上有较多的选择。而我国外语教育除英语之外，可学习的外语语种较少，多数由高校提供，中小学较少，学生的外语交流水平较差（蔡志全 & 赵红霞，2015）。其次，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密切的边疆地区，英语为主的外语政策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张治国, 2019)。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外语教育在语种的选择上也应当因地制宜，正如张天伟（2021）指出，外语教育政策应当树立整体观、全局观，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配套的语言人才和语言服务。

美国外语教育政策从未忽视本土文化的继承发展。当下，“外语焦虑”忽视了中国价值观的融合。应将思政教育融入外语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为提升国家总体语言能力提供支撑。

总之，在倡导“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尝试中，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应当结合外语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注重外语教育政策的连续性、规划性，注重本土文化的融入，避免外语教育工作的碎片化、供需脱节，实现外语教育的整体性与均衡性。

参考文献

罗博特·库柏.《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M].商务印书馆.

蔡志全, 赵红霞, 2016,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变革[J], 《中国大学教学》 (01): 54-61.

陈新仁, 2017,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J], 《外语研究》 34(01): 22-26+31.

罗辉, 2019, 美国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对外语教育发展的影响[J]. 《外国语言与文化》, 3(03): 136-144.

沈骑, 2020, “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N]. 社会科学报, 2020-09-05.

束定芳, 2011, 德国的英语教学及其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发[J]. 《中国外语》（1）：4-10.

王文斌, 李民, 2017, 论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05):732-742+800-801.

文秋芳, 2019, 新中国外语教育70年：成就与挑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735-745+801.

张天伟, 2021,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01): 13-20+144.

张治国, 毛立群, 2011, 美国外语教师专业标准综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8）：51-54.

张治国, 张晓瑜, 2019,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研究[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02):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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