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英译本对比分析—以阿瑟·韦利和余国藩版本为例

《西游记》英译本对比分析—以阿瑟·韦利和余国藩版本为例

巩景思佳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一、引言

1.1 《西游记》简介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1] 

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该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世界语）、俄、罗、波、日等语言。

1.2 《西游记》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杰出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神魔小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糅合了美丽与荒诞、深奥与无稽。传说、寓言、宗教、历史、反官僚的讽喻与纯粹的诗词——所有这些迥然相异的要素都囊括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塑造了极具性格特色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的形象，也成功将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孙悟空英雄形象刻画地深入人心。在奇幻的世界里，加之取经路上的所见所闻，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出鲜活的人间趣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西游记》还含有丰富的传统宗教内容，如佛教道教。有研究者指出,《西游记》中的各种插曲、情节看似理所当然，实际也有深刻的宗教寓言意义,有些章节和佛经经文紧密相连。[1]

二、英译情况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很早便引起了英语世界的关注；其最初英译起始与19世纪，20世纪80年代是其英译巅峰，其英译过程也是十分辉煌灿烂。1913年，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了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译本，即A Mission to Heaven；1930年，纽约和伦敦的出版社出版了海伦·M. 海斯的译本，她将《西游记》译为：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但这两种版本都只是选译和摘译了其中部分章节，因此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影响。最早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便是英国翻译家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的译本，即Monkey：Folk Novel of China。而在1983年，余国藩发表四巨册英译《西游记》，这是西方世界首部《西游记》全套英译本，轰动一时。

西方国家对《西游记》的翻译是从节选译本再到全译本的过程。《西游记》中包含有一些宗教信息，而在西方英译本中，其重心不全在宗教元素方面。而余国藩本人不仅是一位学者，还具有宗教学背景，他很早就指出《西游记》作为宗教的文本载体,《西游记》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宗教朝圣之路”。 Bantly也曾指出,在承认《西游记》蕴含佛教基调的同时,也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纯粹的宗教教条。[2]

三、两个译本对比分析

3.1 宗教文化词汇

正如前面提到的，《西游记》中包含有大量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在《西游记》中，儒、释、道三种宗教文化并存，而且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体现了当时宗教多元化的社会现象。书中佛、道两教神仙并举，玉帝、王母蟠桃会会邀请如来、观音参加，玉帝有难就请如来、观音相助，两家配合密切，而且佛道两家的神仙同朝共事。魏武、朱华丽(2009)指出《西游记》中佛教、道教和儒教互相交融出现,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明朝“心学”以及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的影响。[3] 而对于宗教词汇的翻译，其翻译策略也不相同。

这段话选自《西游记》第一回，美猴王从石头缝里横空出世，拜菩提祖师为师，求师父给他赐名，共有广、大、智、慧、真、如等十二个辈分，这十二个辈分看似简单，实则暗含玄机，与佛教文化有密切关系。这十二个字可以这样理解，分为六组词：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和圆觉。根据龚隽(2018)的研究,《圆觉》也是佛教华严宗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4]。因此，这十二个字绝非肆意为之，其背后有着明显的佛教谕指。再对比韦利和余国藩的译本，我们会发现两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韦利选择了直译的方法直接将十二字辈分按照其原本意思翻译出来，用形容词和名词来表示。这样做有利于西方读者一眼理解到其浅层含义，有利于阅读《西游记》的流畅性。而余国藩的译本采用了意译和直译相结合，还带有括号加以注释，例如将“大”译为“great（da）”，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满足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原文本的原汁原味，在读者在流畅满足阅读需求的同时也可以领略到原文本的异域文化。在韦利的译本中，将“智”“慧”译为“wise”和 “clever”, 根据定义，clever描述一个人敏锐、富有创造力、聪明等, wise则强调一个人的谨慎和良好判断力，两者在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异，但仍属于近义词。余国藩的译文中将智、慧分别译为“wise”和“intelligence”，而且还在后面加上了括号注释拼音，可以让读者理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另外，“悟空”的译法也不相同，这里韦利仍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Aware-of-Vacuity”，余国藩也采用了直译和意译的方法，译为 “Wake-to-the-Void(wukong)”。姚卫群(2001)指出,“空”为佛教中一个重要概念,“空”又分为“相空”等众多具体分支,因此将其简单理解为虚无主义或唯心主义是不太准确的。[5]因此将其简单理解为虚无主义或唯心主义是不太准确的。

3.2 神仙称谓

《西游记》中各路神仙也是占有很大的比重，仔细阅读会发现其中有几个章节神仙称谓出现比较集中，如第五回至第七回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部分，就出现了许多，例如：“三清”、“四帝”等，一般形式为数字加名词。在道教的崇拜体系里，三清是最高级别的神，指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帝是辅佐三清的四位尊神，指玉皇大帝、中央紫微北极太皇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地只，或者指北极紫微大帝、南极长生大帝、西方太极天皇大帝和东极青华大帝。

这个例子取自介绍孙悟空如何称呼四方的神仙。他尊称三清四帝,同时与例子中提到的神仙称兄道弟。韦利和余国藩仍是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译文长度即可看出，余的译本长度是韦利译本长度的二倍，韦利译本中省译部分较多，原文的“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河汉全神”等词语都删去,最后译文译出的只有“普天星相”和“十二元辰”。其宗教信息和文化信息处理地一般化。这段话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保留了最大的流畅度，如果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理解起来会有点困难。余国藩的译本并没有删减太多，比较忠实原文内容，同时发挥译者主体性，在运用意译和增加注释的时候尽量保留原文信息，同时也将其中宗教特色保留下来。

四、结语

《西游记》中包含有大量的宗教色彩词汇，是《西游记》中最有两点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最难译的地方，对此，韦利和余国藩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是因为两位译者基于不同身份背景所考虑的角度不同。韦利自身对于《西游记》宗教文化十分了解，但是考虑到目的与读者，他还是选择了省译，尽量保持译文流畅性。而余国藩是出于向国外译者介绍中国文化，在中华文化外译过程汇中考虑到自己传播中华文化的角色，因此保留了原文宗教色彩。二者译本都有其亮点。

参考文献：

1、安汝杰(2018),《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东岳论丛》39(1):138-147.

2、Bantly, Francisca Cho. Allegory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8, No.3 (Aug, 1989), pp.512-524.

3、魏武,朱华丽(2009),浅谈《西游记》中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1:55-56.

4、Yu, Anthony C. Journey to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5、龚隽(2018),从《华严经》到《圆觉经》：唐代华严教学中的经典转移,《世界宗教研究》1:87-95.

6、姚卫群(2001),佛教的“空”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普门学报》2:1-9

第一作者简介：巩景思佳（1996.12—），女，陕西西安，硕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硕士

[1] 安汝杰(2018),《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东岳论丛》39(1):138-147.

[2] Bantly, Francisca Cho. Allegory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8, No.3 (Aug, 1989),pp.512-524.

[3] 魏武,朱华丽(2009),浅谈《西游记》中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1:55-56.

[4] 龚隽(2018),从《华严经》到《圆觉经》：唐代华严教学中的经典转移,《世界宗教研究》1:87-95.

[5] 姚卫群(2001),佛教的“空”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普门学报》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