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政策

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政策

王胜,孟浩

(淮南九中安徽淮南232000)

三国时代人才队伍众多，各擅专长，人才的聚合与流动，与当时群雄千方百计地在割据地发掘人才有关。诸侯在并吞的过程中，雄才大略者不仅注重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人才的得失。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曹操是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才”［1］，是我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历史上是一位英雄，有着安天下的雄才大略。应该说曹操在他那个时代里所采取的那些措施还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前进的趋势，从而使他具有了成功的绝对优势。这点我们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得到认同。

1.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政策出台之因

1.1西汉的选官制度。选官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各项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扩大汉朝统治基础，汉朝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办法。

察举，即选举。它是沿用古代“乡举里选”，由侯国和郡的地方长官在各自辖区内考察、选取统治者所需的人才，推举给中央政府任用，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些被推举的人，经过试用考核，便可授以官职。岁举人才，使察举定期进行，形成制度，其对象有吏有民，不却众庶。察举的名目，除“孝廉”以外，还有“贤良方正”（品德贤良，行为端正）、“直言极谏（敢于批评，敢提建议）”、“茂才异等（才能非常出众）”等［2］。西汉时期察举制逐步完善。

汉武帝非常希望得到有用的人才，曾下诏求贤。他在选官制度方面的政策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取进言的人，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汉之得人，于兹为盛”［3］。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鼎盛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1.2察举制度的弊端。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行政组织日趋瘫痪，声望影响逐渐被官僚家庭所支配，门第族望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以族举德，以位命贤”［4］，，而且察举主要根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也称之为“乡举里选”。豪强地主势力膨胀，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腐朽，是东汉历史的特点。这些都对东汉察举制度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东汉中后期，被察举的人，成为举荐官僚的门生、故吏，于是一些人四处钻营，依附权贵，贿赂公行，同时，举荐官僚与一批门生、故吏结成官僚集团。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他们把持了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败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5］的腐败状况。

1.3更改选官制度之因。曹操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王朝迅速直向没落的年代，当时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政治上极为混乱，豪强地主乘机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冲击了地方阶级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汉代的察举征官制度等选官制度已无法进行，而“人才”对每一位有志天下者，都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只有得到人才，才能获得立国安邦，才能在攻防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2.“唯才是举”政策的主要内容及表现曹操用人不拘舆论，强调才干，不图虚名，不问出身，思贤若渴，唯才是举，这一用人观成就了他霸业的基础。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局面逐渐形成，曹操在对孙、刘几次用兵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他深感创业之艰难，认识到要想完成统一大业必须贯彻“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方针，网罗更多人才，于是他先后三次下《求贤令》，唯才是举。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在《求贤令》中指出“若必谦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6］

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在《刺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秦汉，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7］

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公元217年），年虽老朽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明确指出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8］

三次《求贤令》中多次提到的管仲、苏秦、陈平、韩信等都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9］的人，正是这此德行有严重缺陷的人，辅佐其主完成天下的伟业。曹操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被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曹操对于人才的聘用具有高超的艺术，经常使用实地考察和面谈识别方法，曹操这里运用的考试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开，二是公平。家族人员与外聘人士一视同仁，曹操在知人善用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

曹操以各种方式获得谋士，粗略统计，竟有八九十人，形成了庞大的智囊团。只要能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统一大业和建立曹魏政权服务，不论出身贵贱和名声高低曹操都根据其实际才能予以任用，有功则赏，不念旧恶，曹操曾先后十多次为部属请功，表彰他们所立功勋，表现了一个封建政治家不掠美的宽广胸怀。

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体现了超越他人的胆识和气魄。

3.“唯才是举”政策产生的影响曹操的这种“不惟德修”的用人观念，在崇尚礼教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反传统意义。他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弟”，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到过进步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提倡忠、孝、节、义，把“为人臣者忠”，“为人子者孝”，“为人妇者节”、“为人友者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善行”加以推崇，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君子”、“小人”，主要的就是看是否恪守了这几个方面。在这样的条件下，曹操敢于提出用人“不惟德修”的观点。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反动，没有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正是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天下士子归心，聚集了强大的人才集团，逐步统一了北方，为三国最终归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的用人政策，不但过去难能可贵，就是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曹操的人才策略概括为：“遍罗人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择人任势”。面对今日的片面追求学历、职称、资历相比，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和其独到高超的人力资源管理艺术对我们今天的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