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宪法层面上，对人格尊严的贬损和生育权的侵犯是代孕合法化面临的两大质疑。代孕现象对宪法学中“生育”“母亲”等含义造成冲击，因而我国《宪法》第49条无法成为代孕合法化的宪法基础。然而，法律层面的缺漏与官方态度的否定，都无法阻止地下代孕市场的蔓延。这种缺乏管制的代孕市场，不仅激化社会矛盾，也违背宪法的价值追求。目前，有条件地承认代孕合法性是化解地下代孕市场造成的一系列矛盾纠纷的最佳方式。

简介：意图主义是遵循“立法意图”来解释法律的实践.什么是“立法意图”乃是意图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立法意图”在性质上属于“解释性概念”关于什么是“立法意图”人们可以形成多种相互竞争的“观念”.“言说者意义”理论为“立法意图”提供了最为流行的一种观念,即将之理解为立法机构中个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德沃金批评这种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情不符.从他对意图主义实践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种立法意图的新观念,即将立法意图理解为立法机构本身的、而非立法机构中个体成员的“信念”.由这一新观念构成的意图主义理论,能够克服传统意图主义理论的某些实践困难,因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法律解释的实践.德沃金对于立法意图概念的讨论也为意图主义理论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契机.

简介：尽管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已被《民法总则》列为民事权利,但其权利性质仍不清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何种路径对其加以解释、描述和表达的分歧。对此,讨论的重点不应停留在“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物”这一纯粹的概念性问题上,而应转向具体的规则适用层面,并将后者的结论作为前者的讨论前提。从规则适用的角度考察: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取得、行使和消灭上,债权说与物权说的解释力不相伯仲;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上,债权说也仅比物权说略逊一筹;而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变动上,尤其在无权处分及多重让与的场合,物权说的解释力则明显强于债权说。因此,从规则适用的逻辑融贯与简练上考虑,应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特殊的物权加以解释。

简介：一三月三源于我国古代的“上巳节”，是周代华夏族民间一个祓祸祈福的节日，上巳节原初的意义就是以巫术信仰为依托举行的乞婚配、求生育习俗活动，后演变成为我国古老的男女相恋的歌节。汉代，三月“上巳”被确定为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疚，为大絮（洁）”。魏以后，将上巳正式定为夏历三月初三日，即春禊，作为每年岁时中的重要令节。

简介：跟随着东风的轻快步伐，在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人间四月天”，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如期而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简介：日前，防城港市检察院开展“加强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专项督查活动”“涉检信访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专项活动”和“深入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等三个专项活动，从行动上回应民生问题，尽最大努力减少信访存量，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人权司法保护和民生司法保障工作水平。

简介：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司法手段在推进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热切关注，天津市某区检察院围绕建设美丽天津的目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创新办案机制，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年来，依法办理污染环境案件25件45人。其中，办理高检院挂牌督办的王某某、朱某某污染环境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典型案例。

简介：公司契约论在IPO阶段体现得最为清晰.如果契约论有效,IPO时披露的公司章程中就应当包括大量的个性与定制化条款,但现实恰恰相反.IPO章程中并未包含反收购措施、对交错董事会的实证研究也无法达成一致,反收购措施只是专属投资关系的有效补充.IPO章程并不像公司契约论设想的那样是治理创新和个性化定制的载体.对公司法供给方面的州际竞争研究中,尽管大型企业通常在特拉华州注册,但如果其总部设在较小的州,那么其更倾向于在该州注册.公司在较小州注册时,更期待对该州公司法未来的变化施加影响.上述两种解释都得不到公司契约论的支持.1980年至2000年中期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上市后管理层并未发起提升公司价值的治理变革,管理层维持了被认为将降低公司价值的交错董事会制度.2000年中期以后,公司治理环境出现了两大重要变化.其一,大量公司取消交错董事会,董事会独立性增强.其二,多数投票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制度被广泛运用.虽然这两大变化可被视为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治理措施,但是契约论无法解释上述变化为何出现在当下,而非之前的阶段.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唐胜海、杨勇强奸案作为案例的形式明确一个司法观点，即轮奸案件中一人强奸既遂而一人未遂的，应对各被告人以强奸罪定罪并按轮奸情节予以处罚，但在量刑时可对个人奸淫未得逞的共同实行犯酌定从轻处罚。

简介：

简介：从案件质量评估制度设定的指标及其所欲评估的内容来看,是以案件处理的程序性形式结果对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性进行评估。将该评估结果作为对法官、法院绩效考评的依据,由法院内部有权主体进行评估,实际上是一种强管理行为。该评估制度在使法官对数字化评估指标的关心超过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性。由于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性与评估结果的成本承担和利益享有,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分属不同,可能导致法官及其所属法院为追求自身部门或个人评估利益,而使该评估制度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影响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测。

简介：我国少年司法历经30余年的发展,基于"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探索出一套极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工作模式。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少年司法的专业化进程也在加快。为让未成年人在诉讼过程中得到更有利的保护与支持,社会支持体系被引入少年司法领域。近年来,社会支持体系不仅在探索中不断系统化、制度化,其精准的服务也为少年司法专业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由于立法并未明确社会支持体系在诉讼中的地位与规则,使得二者仍在探索中寻求契合。本文以海淀法院少年法庭为例,试探社会支持体系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性以及实践应用价值。

简介：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简介：社会舆论无论作为市民社会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制约手段,还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伦理道德的集中表现方式,都当然成为法治中国的实现途径之一。社会舆论能够促进司法实体公正,倒逼司法程序公开、透明,也能够揭露司法腐败现象。但是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社会舆论容易造成道德审判,形成公众暴力,容易被错误引导,干预司法。正确处理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引导舆论,还需要提升司法人员的个人品行与素质。

简介：近年来,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采取多项措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已着力构建起权责明确、运行规范、注重监督、廉洁高效的司法办案责任制,取得了良好成效.严格制定规范,构建检察权规范运行长效机制.涧西区检察院自2016年成立司改工作专班以来,结合辖区政法工作实际和检察工作实情,先后召开司法改革领导小组会议14次,分别制定了10余项制度规范,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体制改革精神,将检察权力清单化、责任化,确保权力运行有约束、有监督,努力实现“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目标.

简介：民法与商法＂和而不同＂,民法规范论在公司法中同样适用。公司法领域绝大多数法律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其中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则是任意性规范,有关公司内部决议机制的规定因公司类型不同其规范类型不同,信义义务的规定通常是强制性规范。在判断强制性规范时,应首先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在否定决议行为效力时,应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并结合商事外观主义判断内部行为的外部效力。无论是公司内部行为还是外部行为,否定行为效力的原因一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有害于公共利益。

简介：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这被视为信用卡的全额计息霸王规定有望成为历史。

简介：处理收受银行卡案件的难题在于,在收受借记卡或者可透支信用卡但未使用的场合,既遂时点和数额如何确定。文章认为行为人收受借记卡的时刻为受贿罪的既遂,在维护责任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卡内的全部数额确定受贿数额。行为人收受可透支信用卡而未使用的,不能认定犯罪既遂,也不能以透支限额计算数额。并且,由于受贿行为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当使用,数额和使用方式与程度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受贿罪的轻重。

简介：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线上支付业务发展迅速,由此衍生银行卡网络盗刷案件频繁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此类案件面临诸多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基于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持卡人负有善管其银行卡及密码等义务,而银行则对储户资金负有安全保障及谨慎审查交易信息义务。但是,由于电子数据运用的难度,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很难证明持卡人及银行是否都尽了各自的义务。鉴于此,本文以审判实践素材为基础,根据线上支付的特征,结合支付的具体环节,提出了一个渐次的举证观点,即初步证明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银行卡密码泄露的证明适用'推定法则',线上支付是否本人或授权交易的证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笔者认为,这一证明模式对于解决线上支付案件举证与证明难度有一定的实践运用及理论探索价值。

简介：环境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工作也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领域“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特点仍然极为突出,仍有部分环境违法犯罪人员未受到查处。科学的环境行政执法不仅能够节约刑事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刑事司法的开展,环境刑事司法在相对减少环境行政执法的同时,也对其发挥着有效的监督作用。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规范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完善环境保护“两法衔接”立法,有效监督行政执法。如此,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才能够共同为生态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